魏晋南北朝类书发展史论纲

类书文献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块尚未完全开垦的宝地,它不仅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还是众多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珍贵典籍的藏身之所。魏晋南北朝的是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河源,后世很多著名类书都承袭了此时期的传统,目前所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有三十余部,数千卷之多。我们对此时期的类书研究做了回顾,并决意从官修类书、私纂类书、佛教类书、道教类书四个方面进行探索,以开启魏晋南北朝类书研究的新境界。     

“《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简介

<正>编纂于明永乐初年的《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因其巨大的篇幅、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坎坷的流传经历而为世人熟知,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永乐大典》全书计22937卷,分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古代图书达七八千种。遗憾的是,自问世以来《永乐大典》屡遭劫难,亡佚严重,正本已不存于世,副本及其抄本仅存436册,800余卷。虽然目前所见《永乐大典》存卷仅有原本约4%的篇幅,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永乐大典》与此前类书偏重儒家经典、史书文集的做法不同,而是尽可能地收录明初存世的各种文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代以前的思想文化、医药科技、     

宋代类书中的博物学世界

古代博物学是中国古人关于自然、人事、社会的知识基础，其知识图景包括对象、范围和表述方式的变化，体现的是社会和文化精神的变迁。宋代私撰类书中有关博物学知识的部类，在分类体系方面经过了神鬼、灾祥与博物知识从混溶到分离的过程；不同类书对五部典籍的征引分布，呈现出趋于经典化、常识化的特征；在辑录文献基础上，南宋私撰类书出现了考论博物知识的穷理精神。宋代类书博物学知识图景的演进，是宋学语境下儒家士人思考能力深化的结果，从社会知识结构视角方面，反映了南宋是“唐宋变革”真正完成的时代。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重评宋太宗诏修类书

我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类书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化发达的一个象征。而宋代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宋代官府和私家编修类书的风气大盛。以取材宏富著名于后世的宋代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玉海》,前三部就是官修的。而其前两部却又都是在太平兴国年间由宋太宗下诏,组织人员修成的。平心而论,这不能不说是诏修此书的宋太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个贡献。但是,从南宋以来,直至今日,人们评说“宋太宗诏修类书”,却多含讥贬之意,认为不过是宋太宗于立国之初,唯恐前朝遗臣作乱,而仿效当年唐太宗的做法,以羁縻前朝遗臣的别有用意之举。倘若我们依据史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宋太宗诏修类书”的前前后后,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加以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考察,就会觉得那因袭相传近千年的传统说法是有失公允颇无根据的。本文想就这方面作一点尝试,并以此就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弘扬中华思想文化从前人的智慧中寻找启迪——《中华思想宝库》序

《中华思想宝库》是中国首次推出的一部旨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大型文献类书。该书由吴枫主编,几十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即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里提前发表吴枫教授为该书写的序言,以飨读者。     

类书性质新辨

本文从古代书目中类书的著录以及今人对类书的论述入手 ,分析古今对类书性质认识的模糊与不足。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一些类书的深入剖析 ,从理论上给类书作出新的定义     

日本类书简述

日本一向善于汲取外来文化尤其热衷于吸收中国文化。日本历代引进了大量中国的类书,又仿效中国的办法自编了许多类书。这些类书汇编了大量中日书面资料,保存了一些散佚古籍中的零篇单句与片段,对研究中日文献价值很大。日本的平安时代(公元794年——1185年),相当中国自中唐至北宋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在中国初盛唐时期大规模地学习中国文化之后,进行消化并使之本国化的时期。平安初期,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宫廷学者滋野贞主(公元785年——852年)就以宫内卿的地位,     

略论古代类书的起源与发展

略论古代类书的起源与发展周少川类书是采摭群书中的各种资料，将它们排比编次，以类相从，为人们提供检阅方便的一种工具书。古代类书博采各种材料以备检查之需，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百科性的工具书。当然，它与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只是一种分类的“资料...     

类书文本的文献来源考论——以唐代类书为中心

类书编纂不是简单地将前代文献中的相关知识摘录出来分门别类汇辑在一起，不是完全的述而不作，编纂者还对部分文献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对知识来源也进行了有目的的选择。类书编纂者从什么类别的文献采录相关知识，从目标文献中采取什么样的知识，都有自己一定的考虑；类书编纂者从目标文献中采录知识之后，如何进行“加工”,也都有自己的考虑。类书编纂是编纂者根据自己对知识世界的理解，甚至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对古代的知识世界进行重构的一个过程。以唐代类书为中心，通过对类书文本来源的考察，可以清晰地还原类书编纂者重新厘定知识世界秩序的种种操作。     

宋代文化与类书繁荣

宋代是类书发展的繁盛时期。这既沾溉于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又和类书具有的教化作用密切相关。而编撰类书作为统治者羁縻人才的统治工具,更具有微妙的政治意义。同样,宋代昌隆的学术、科举应试制度和便捷的印行条件也与类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孙中原教授商榷

要正确理解中、西古代逻辑(学)的同、异,必须首先弄清楚存在于人类逻辑思维中的逻辑和逻辑(学)的区别。中、西古代逻辑既有同一性,又有区别性。"孙文"中有关"悖"概念和反证法的论述是不当的,这些论述也不足以证明中、西古代逻辑之间只有共同性,没有区别性。中国走向现代化,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决不能以弘扬西方逻辑为主轴,以传承中国古代逻辑为辅助,而是要以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为主轴,从而更好地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我国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

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我们不但要运用传统的方法,而且还应运用比较的方法。这样做,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在世界文坛的崇高地位,沟通世界文苑,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建立我国民族化的文艺理论体系,都是极有益处的。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较之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都毫     

论苏轼诗歌用典的“同类误用”

＂以类相从＂是中国古代类书的编纂体例。宋代是一个学术发达的时代,文人士子读书过程中,为了记忆的方便,也常常以类书为参考,＂以类相从＂,如苏轼读书的＂八面受敌法＂。这一学术潮流方便诗人在用典时多个同类典故集中使用,用典更加密集化,促进了宋诗＂才学化＂特征的形成,但也造成了同类典故的混淆和误用。文章从苏轼诗用典的错误案例出发,分析苏轼诗歌中典故同类误用的现象,并从这一角度认识宋诗＂才学化＂的整体特征。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生态比较

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生态状况影响。古代中国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方面优于古代希腊,形成典型的农耕文化,但是相对封闭。相比之下,在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等方面古代希腊却明显比古代中国优越,这大大有利于其开放型文化的形成。双方各具特性,各有优劣,从而成就了东西两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老子》道与德的深度分析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方法的研究,研究者众且研究角度丰富。但综观而言,仍难言已打开了对概念、命题讨论的关系网。史宁中先生近年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方法,做出了独具匠心的、开创性的研究。按照史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逻辑的挖掘思路对《老子》、《庄子》、《墨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典籍进行研读,以道、形、器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术语展开继续研究,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本组文章努力尝试发现并进一步确证: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思辨性和大一统性的思想特征。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与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在发生时间上早于西方、在深刻性上高于西方、在理论形态上以辩证逻辑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这种研究对于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化的思辨规律、思想特质、理论形态和发展脉络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人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开创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具有引导价值。     

论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单从中国传统文化观来讲,孙中山的立场是民族主义的。他充分肯定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和重要性,认为古代中国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独具特色和优势,并重点弘扬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     

道、形、器的术语及逻辑——以庄子《知北游》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方法的研究,研究者众且研究角度丰富。但综观而言,仍难言已打开了对概念、命题讨论的关系网。史宁中先生近年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方法,做出了独具匠心的、开创性的研究。按照史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逻辑的挖掘思路对《老子》、《庄子》、《墨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典籍进行研读,以道、形、器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术语展开继续研究,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本组文章努力尝试发现并进一步确证: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思辨性和大一统性的思想特征。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与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在发生时间上早于西方、在深刻性上高于西方、在理论形态上以辩证逻辑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这种研究对于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化的思辨规律、思想特质、理论形态和发展脉络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人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开创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具有引导价值。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文化建设举措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主要有:用人制度,包括养士、取士、用士;文化交流机制:包容、借鉴、交流;文化专制,包括焚书愚民、禁锢文化、钳制异端等。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既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又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建设举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墨经逻辑看殊相之“殊”——以《墨经·小取》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方法的研究,研究者众且研究角度丰富。但综观而言,仍难言已打开了对概念、命题讨论的关系网。史宁中先生近年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方法,做出了独具匠心的、开创性的研究。按照史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逻辑的挖掘思路对《老子》、《庄子》、《墨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典籍进行研读,以道、形、器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术语展开继续研究,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本组文章努力尝试发现并进一步确证: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思辨性和大一统性的思想特征。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与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在发生时间上早于西方、在深刻性上高于西方、在理论形态上以辩证逻辑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这种研究对于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化的思辨规律、思想特质、理论形态和发展脉络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人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开创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具有引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