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聂绀弩等先生的《水浒》简本先于繁本说——兼辨《水浒》成书之前并无所谓“词话本”流传

六十余年来我国的《水浒》研究者大都认为这部长篇白话小说,是由简本扩充为繁本的。例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设想明初人做的《水浒》,“是很浅陋幼稚的”,只有到“明朝中叶的文人”把它“重新改做一番”,方“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就是最早的“由简到繁”论。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进一步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他还认为这种简本,“其成就殆先于繁本”。由于1929年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肯定了“鲁迅这句话不错”,这就影响了不少的《水浒》研究者。聂绀弩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发表的《水浒》论文,就发展了这种“由简到繁论”。如说:     

《金瓶梅词话》“栈”考释

<金瓶梅词话>是以<水浒传>武氏兄弟的故事作为入话的,<金瓶梅>自传世以来诸版本系统和今日经整理的各种校注本多把<水浒传>的"栈"改为"赚",此处的"赚"实应为"栈",之所以产生错误,是因为不明了它乃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风俗有关.其本义为古代的一种采用圈养方法、通过加大饲料用量及营养成分并减少动物活动时间来催肥肉用禽畜的技术,这在古代的正史、野记、农书、前人诗文和笔记都可以找到大量证据.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水浒传》与说唱词话之关系新证

《水浒传》与民间说唱词话的关系甚为密切,明人的文献记载已披露了“水浒词话”存在的信息,而《水浒传》文本中诗词韵语等的因袭、重复以及人物、情节描写的程式化等,则充分证明了《水浒传》确实得到过民间说唱词话的孕育,其前身应该就是一部“词话”。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必须完整地理解毛主席和鲁迅对《水浒》、宋江的评价,兼谈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

一、要研究《水浒》的流变史,了解两种《水浒》的产生和互为消长的过程《水浒》这部书,不同于一般作品.它既不是一个人所创作,也不是同时代的作者的集体撰述;而是在许多无名的民间艺人创作和元代水浒戏的基础上,由封建文人加以综合整理成书的.到嘉靖中百回繁本的《忠义水浒传》出现,繁本才初步定型.而万历末出现的插增打王庆、田虎故事的《忠义水浒全书》,则是它的恶性膨胀.由于它是李卓吾的门人杨定见传出的,以“卓老之《春秋》”为标榜,而又经过吴中的文士冯犹龙、许自昌共同参订的本子,所以颇能吸引读者.出版商袁无涯复不惜工本插入了版画六十页,所谓“精书妙刻,费     

《金瓶梅》的时代性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金瓶梅词话》最早是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刻本,《金瓶梅》是人们习惯的简称。作者将书中三位妇女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各取一字订为书名。崇祯时代又有《新刻绣像金瓶梅》出现,研究者仍以《金瓶梅词话》为定本。据吴晗考证,《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之间。     

从素材来源看《金瓶梅》的成书

本文试图通过<金瓶梅>的素材来源考察它的成书.通过比较内容和文字的差异,笔者认为<百家公案>并非<金瓶梅>的直接来源,而词话本和崇祯本确为父子关系.     

冯梦龙是《金瓶梅》的最早刊行者

《金瓶梅》最早的公开刊行本是《金瓶梅词话》本,该版本东吴弄珠客序所标的作序时间为万历丁已(1617年),可以认为是刊行时间,距今已经三百七十周年了。曾经有人认为有所谓一六一○年的《金瓶梅》版本,许多专家已证实那仅仅是推想或臆测,只有一六一七年的《金瓶梅词话》本才真正是最早的刊行本。刊行《金瓶梅词话》者为谁?此人即明末小说巨子冯梦龙。寻找《金瓶梅》最早刊行者有一条可靠的线索,就是沈德符《野获编》中的有关记述。沈德符是冯梦龙的朋友,他的记述虽则藏头露尾,却真实地披露了冯梦龙是《金瓶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中的辞赋成分比较

《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中的赋体文学因素进行了颇具色彩的二度创作。本文以词话本为底本,通过对崇祯本删除赋、新增赋和共有赋的分析,揭示出伴随小说发展,以赋为代表的它类文体在辅助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规范化和雅化趋势。     

陈继儒与《金瓶梅》的作者

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金瓶梅》的成书方式、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交游厚密关系、《金瓶梅》的创作风格等可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是陈继儒从吴越间延招来荟蕞成书的＂穷儒老宿＂。     

与褚半农先生商榷《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问题

文章提出了与褚半农先生就《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问题不同的看法,认为《金瓶梅词话》一书中的方言更接近河北藁城、正定一代的方言口语。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考论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当下主要有李渔和冯梦龙两说,然“李渔说”明显不合理,“冯梦龙说”又没有提出证据,故在学界响应极少,反对的意见却很多。笔者最近从明代关于“汤显祖赏《金瓶梅词话》”、汤显祖与《金瓶梅》的关系以及崇祯本评语中的“情”与汤显祖的“至情”说相当接近等几个方面发现,崇祯本的评改者极可能为汤显祖。并认为崇祯本《金瓶梅》底本是万历本的抄本而非刊本。     

脂批“深得《金瓶》壶奥”条辨析

脂批中“深得《金瓶》壹奥”条，甲戌本作“写个个皆知”和庚辰本作“写个个皆到”的差异，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在不同的认知和思考下形成的：“写个个皆知”是脂砚斋对曹雪芹删去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的响应；而“写个个皆到”则是畸笏叟主导《红楼梦》批点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对原有脂批作出的调整和修改。脂批所认为的“《金瓶》壹奥”是指“全无安逸之笔”而言，是对世情小说的叙事手法细腻性特点的体察。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与陶望龄

在《金瓶梅》作者“徐渭说”中,陶望龄是个关键人物,但陶望龄和《金瓶梅》之间的直接资料几乎没有,只有通过研究《金瓶梅》抄本收藏者和陶望龄的交往,才能找到陶望龄和《金瓶梅》早期传抄的关系。文章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通过追寻陶望龄和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的关系,探讨陶望龄作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论世情小说名著《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体例的生命承传

《金瓶梅》彻底消解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水浒传》等文学佳作由市井弹词到文人写定的近乎道德评判的文化心态模式,而是以冷静、客观、宽容的叙事特质对诸多人物形象的行为举止加以生动、真实、淋漓的表白刻画并最终张扬着意趣悠远的生命韵味。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回目名称比较谈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文本有着不尽相同的情节设置与思想内涵,这种不同直观地反映在两大版本各不相类的回目之中,其回目所体现的小说人物形象、小说叙事角度及作者的叙事观点与审美旨趣皆大相径庭。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此外,借助数字为回目做标记的方法对这些回目的异同频度进行数理分析,也可以使读者更便宜地体察其相异情况和原因,从而在对《金瓶梅》的两大版本进行分析的时候,作出更为明晰的判断。     

《金瓶梅》“独罪财色”新解

《金瓶梅》“独罪财色”是张竹坡明确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词话本的写定者和崇祯本的修订者认为财色本身存在罪恶,人是财色的牺牲品,对贪财好色的人缺乏应有的谴责与批判。张竹坡将财色的罪恶最终归结到贪财好色的人身上,他注意到贪财与好色之间的联系,将财色作为整体进行谴责,他认为财比色更厉害,《金瓶梅》罪财重于罪色。《金瓶梅》写定者与修订者“独罪财色”的创作动机,在小说中基本得以实现,但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金瓶梅》客观上暴露了人在追逐财色的过程中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     

《金瓶梅词话》佚名校改集说

明万历木刻本《金瓶梅词话》中 ,有几百处被涂改过。本文就前十回的 4 0处改笔逐一进行了考辨 ,发现其误改率达 75 % ,正确率为 2 5 %。结论是佚名校改“尚有部分的参考价值” ,而佚名只是一位有一定文化水平、读书校书比较认真的普通古籍收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