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

研究森的经济权利正义理论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建树上说 ,未来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科的健康发展 ,都需要在双方的合作中取长补短 ,进行整合 ;在道德层面上 ,应该重视弱者 ,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 ,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经济发展层面上 ,注入公平机制 ,考虑到社会福利 ,反对纯粹工程学意义上的片面观点。在社会发展层面上 ,应该在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效率与公平、经济尺度与伦理尺度上实现两者结合、协调。     

动物的福利，我们还能忽视多久？

绿色不仅仅是思想和哲学,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工厂式密集饲养动物,娱乐和科研中广泛使用动物等现象的出现,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超越“先验正义”——对阿马蒂亚·森正义理论的一种解读与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区分了先验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正义观,他的重要思想贡献是系统回答了"在不预设一个先验的、完美的社会终极目标的前提下,如何增进社会福祉与公平正义"的重要问题。森发展出了能力视角的建构性方法,并开拓了通过对话达成交集共识的现实途径。"超越先验正义"这一方法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对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也富于现实启发性。     

民生福利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标志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围绕我国民生福利问题,对福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从需求显示偏好角度出发,建立民生福利评价的理论基础;从原则、框架、体系三个方面,对国民福利核算展开研究,提出民生福利核算指标CMEW,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环境权利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权利是新型的第三代人权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识、应用和发展.但环境领域的法学者和实践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环境权利包括环境生态平衡权、环境资源共有权、环境生态人格权、环境生态代际公平权、环境精神美感权等子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界定环境权利主体,明晰环境权利客体,将环境权利载入宪法,从而使环境权利司法与立法互动,实现公民的环境权利.     

道德权利在当代伦理生活中的地位——以霍布斯的权利观念为视角

当前,中国社会伦理价值观念从强调义务逐渐转向强调权利.本文以霍布斯的道德权利为例,指出这一趋势的内在变化.霍布斯的道德权利基于特定的人性基础,并在界定上存在正当与自由的两个互为矛盾的方面;人们往往注意权利概念中的自由一面,而忽视了正当的内涵.这二者的统一是构建道德义务体系的理论前提,也是解释道德为权利服务的根本思路.     

道德权利如何为正当的权利体系奠基

让法律权利趋向道德权利的正当性,并以此明确权利的道德性,是建构具有普遍伦理本质的权利体系的基础环节.道德权利没有使人走向道德善的功能,却是禁止道德恶产生的工具,因为它是人们追求利益的自由,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公权力的界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异质性的存在,两者应当保持界限.道德权利对法律权利的价值范导以及它与法律权利的互释及其相对界划,使其发挥着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权利体系奠基的功能.在当今中国,道德权利的现实语境应为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的私权,此之为一种公共秩序意义上的正当,即一种人权.     

“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

20世纪70、80年代的福利国家危机之后,对福利国家传统理论的质疑和探索成为热潮。福利多元主义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并成为讨论者口中福利国家新的理论范式。本文分析了福利国家危机和表现,探讨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变革实践,对其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障碍作了分析,得出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启示。     

浅析儒家伦理思想中的自然权利观

缘起于现代西方的自然界权利理念,是生态伦理学中自然中心主义学派的基本范畴,一般认为它是一个后现代的话语体系。其实,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自然界权利思想。本文试就儒家伦理思想中的自然权利观,做一挖掘与梳理。自然权利观是有关自然界权利(也称自然的权利)的     

"和"--中华民族古代伦理观的总念

“和”之为德,乃是常识,但在现今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中,却较少系统论及,而对于“和”德在伦理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更是未见有人提及。本文对中国古代有关“和”德的思想作了较系统地梳理;同时,依据历代、尤其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及把“和”视作“天德”的思想,提出了“和”为中国古代伦理观的“总念”的观点,并作了相应论述。     

后福利国家：走向积极多元的福利再生产

自福利国家遭遇危机以后,西方各国纷纷采取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改革。尽管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各国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和基本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面临共同的改革环境,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仍然逐渐形成比较一致的政策特征和取向。从整体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后福利国家时代的政策特点具有两个重要的面向,积极和多元的福利再生产。这对于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转型期新闻伦理的困境与突围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媒体迫于国内与国际传媒的发展形势,进行了体制改革.由于这种改革不是在市场经济的磨合中自然进行的,而是在行政作用下强制进行的,因而很难找到传媒双重属性的契合点,使新闻伦理陷入了二元对抗的困境之中,造成新闻伦理的异化.因此,要彻底改变新闻伦理的堕落局面,重构新闻媒体圣洁的精神之塔,必须建构一套系统的新闻伦理制度,确定新闻伦理新秩序,调节和规范新闻从业者的行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营造良好的伦理道德环境.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论新闻伦理对新闻活动的制约

新闻伦理是业内适应新闻活动特点而形成的要求自己"应当如何"的自律规范,及公众认为该业在新闻活动中"应当如何"的观念和舆论约束.新闻工作者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同与受众、有关当事人、竞争对手的关系失衡有关.因此,必须力戒违背新闻伦理的行为,努力做到:将新闻伦理规范内化成从业者的精神品质;既有关于新闻伦理的原则性规约,又根据新闻活动的要求将有关规约具体化;形成有利于媒体坚守新闻伦理的社会氛围,实施有效的媒体纠错机制.     

论公民住房权的宪法保障

住房权是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通过考察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对住房权的含义进行了一般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机制进行阐释.住房权的保障主要依赖积极的国家财政政策以及政府改善民生的政治合法性理念,而这正是宪法保障公民社会权实现的重要途径.     

身体权理论与实践的再思考

有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公民享有身体权,但我国法学理论对身体权的概念缺乏准确认识,使身体权与健康权相混淆,并与其他相关民法原理相冲突,进而导致在具体应用上的分歧。身体权所保护的客体不是人的身体本身,而是因身体而产生的身体利益,它是指公民维护身体形态完整和因身体存在而产生的其他身体利益不被侵害的权利。在内容上不仅包括与健康无关的自然形体的完整利益,而且包括因身体、身体功能和社会道德观念而产生的身体利益,这对具体解决侵犯尸体、性骚扰等实际问题有着重大意义。     

欲望叙事:世纪之交以来叙事伦理的转型

现代叙事在本质上具备伦理的意义。关注伦理核心要素的欲望叙事无疑更集中而深切地反映着自由伦理的演进历程。伴随着商业世俗主义思潮的合法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欲望叙事所呈现的现代主体性自由伦理现在其后、尤其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中发生新变,衍化为以“消费者”为主体核心、以“消费欲望”为表现核心的新的消费伦理观。欲望叙事伦理的转型,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转型。具体表现为:本能与灵魂分离的人性异化;从“创造者”到“消费者”的主体异化;从自律到自恋的“自我”异化。     

超越福利国家:自由发展观的考量与审思

福利国家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在创造神奇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危机与挑战。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福利国家陷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困境,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西方学术界的左、中、右三个学派均从各自角度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福利改革重组方案。这些思路对于福利国家的基本内容和根源考虑不足。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为福利国家的福利理念、福利内容和福利提供机制的反思提供了本质性的启示与参考。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应该在坚持国家福利作为、深化福利内容创新、积极培育福利主体三个维度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