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小史

中国考古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历代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可分为古代金石学和近代考古学两大时期。所谓金石学主要是指研究商周以来的铜器及其铭文和秦汉以后的石刻。广义的金石学还包括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切古器物,比如:陶器、兵器、乐器、钱币、书画、车器马饰、符契玺印、服御诸器等。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 ,是二十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 ,总结传统金石学的成果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 ,同时密切关注、支持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 ,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有发轫之功     

故物与新词:近代西学冲击下的古器物研究

在近代学术大转型的背景下,金石学与古器物学、考古学以及艺术史学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在中西学术强烈冲击的晚清民初,中国传统古物学进入西方现代学术视野,与新的学术方法结合,互相阐释,不断修正,并改变和启发着后来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和思考。     

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

青铜器古称彝器,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伟大创造.青铜器研究肇兴于宋,延及清代,金石之学盛行.金石学以刊布彝器图像和摹释铜器铭文为主要模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容庚先生率先集商周彝器铭文上之单字为<金文编>,进而在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新知.运用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成<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是书对青铜器的形制、名称、时代、真伪以及铭文、花纹等作综合的考察和缜密的论证,与其前后所撰的一系列相关著作共同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为现代青铜器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新时代.     

青铜器分期断代方法论研究

青铜器研究是传统金石学和现代考古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其自身研究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方法理论体系 ,分期断代则是其首要内容。 2 0世纪 30年代郭沫若提出“标准器断代法” ,几十年来 ,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特别是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运用 ,使青铜器分期断代方法更具科学性。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利用在目前的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钱坫金石学研究述要

钱坫是活跃在乾嘉金石圈的一位重要学者。他一生阅览金石无数，学术积累丰厚，结合考据学盛行的时代风气，对金石学有深刻的理论思考。钱坫主张摒弃前代溺于鉴赏把玩的金石研究习气，掘发金石学服务于经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致力于考辨文字源流，证验古代经济社会制度、区域地理沿革等切于实用的学术研究。钱坫的金石学研究方法反映出乾嘉小学的发展水平与理念追求，囿于时代情形，得失互见，具有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典型特征。     

“根据实物资料来恢复历史原貌”不是考古学方法论──与俞伟超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根据实物资料来恢复历史原貌”不是考古学方法论。并且就建立考古学方法论体系提出了构想：第一，考古学方法论应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原则；第二，考古学方法论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结构，第三，考古学方法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现代化的体系。     

期待“全考古学”时代的到来——兼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

由于考古学产生约两百年来一直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同时又缺乏探讨遗迹、器物纹饰内涵的理论与方法，导致考古学在基本理论、方法上与其目标追求长期陷入困境与悖论，而浩如烟海的纹饰及一些遗迹的内涵始终处于考古学的边缘不得解读。故基本教义的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是残缺不全的。因此提出“全考古学”概念，主张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文化遗存”，同时将考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田野考古”及资料整理；第二阶段“室内考古”即读懂材料；第三阶段，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全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是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式的；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和支持“全考古学”研究。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正是“全考古学”第二阶段的典型作品。     

金石学视域中的《水经注》金石文献著录考察

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多为原始的、零散的.《水经注》金石文献的著录实践,无论在著录数量还是著录方法上,都比前代更进一步.庞大的数量、独特的著录方法以及作者对金石资料考经证史作用的重视等客观上推动了金石学的不断演进.《水经注》对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作了总结,承上启下,为金石学在宋时的形成作了先导.     

鲁迅与乡邦金石

鲁迅涉足金石学颇久,功底也颇深,但由于在这方面的著述不多,故未引起学界广泛的重视.然而,若从鲁迅治学的角度切入,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方面又不得不谈.谈鲁迅与金石学的关系,首先得从鲁迅与乡邦金石说起.鲁迅是从整理乡邦金石而步入金石学领域的,而最能代表鲁迅在金石学上的水平的,也是鲁迅对于乡邦金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但充实了鲁迅与乡邦文献的关系,而且将这种关系向鲁迅所治的其他学术领域做出了延伸.     

研究考古遗存的三个过程及其方法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实物史料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本文则提出了遗存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以期更加准确地揭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质。对遗存的界定和辨义使遗存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明晰，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研究遗存的三个阶段性过程，以及收集、整理和解释遗存的方法。     

论福柯的考古学历史分析方法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新的历史分析方法．它受新史学的影响，与传统史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史学观念。它反对连续，提倡断裂和去主体性，并且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分离出一个独特的分析层次。考古学历史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对话语规律的探讨，福柯用考古学的方法去分析文献、话语乃至陈述在不同条件、环境和关系中的形成规律。     

日本研究蒙古、中亚简史

日本研究蒙古、中亚简史［日］山田信夫（续三）四、第二时期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１）考古学（含古建筑研究）前文谈到的关于鸟居龙藏的东蒙古地区石器时代的研究，完全是先驱性的。其后，在朝鲜、满洲考古学研究发展期间，日本人就没有接触蒙古了。不过，关于热河蒙古...     

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

张澍的西夏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学、金石学两个领域。具体来看,在史学领域体现在《西夏纪年》和《西夏姓氏录》的编写上,在金石学领域体现在《西夏天民安碑》的发现上。     

科技考古学概述

科技考古学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及基本理论方面,科技考古学与考古学保持一致。但科技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自自然科学,在研究内容上则偏重于古代遗存所反映的科技内涵,这与考古学有所区别。尽管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对考古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研究人员、经费、设备及学科本身等诸多因素的存在,目前科技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尚有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予以完善。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但对该学科的深入思考却似乎刚刚开始。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之间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倾向于考古学,故其学科基点应该定位于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一对学科概念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命名,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则寄托于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艺术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景辉煌。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考古学文化的理论与方法

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是与发掘出土的古代物质遗存相适应的,同时与其他学科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基本的也是核心的概念,许多方法和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通过分析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及有关的方法和理论,审视中外考古学发展的历程,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和解析当代考古学文化新的理解和新的研究方法。     

论军事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军事考古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并与相关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军事考古学与考古学、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学、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史、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地理学、军事考古学与人类学、军事考古学与自然科学诸学科的关系进行相应讨论,旨在推动该学科的深入发展。     

论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的古史观

胡适是古史辨派创立时期的主要成员 ,此为当时学界公认的看法。 192 1年胡适所作《自述古史观书》 ,提出了“缩短”“拉长”两阶段理论 ,先“缩短” ,后“拉长” ,“缩短”依靠文献学完成 ,“拉长”依靠金石学、考古学完成。 192 4年胡适所作《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以历史演进的根本方法解释顾颉刚等人的疑古辨伪 ,实际上可以看作胡适对于古史辨派的一个指导性的纲领 ,兼有纠正古史辨派偏失的用意。由今天的知识水准看来 ,胡适的“两阶段”理论预见了 2 0世纪学术发展的真实轨迹 ,代表着古史辨派中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