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分析

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做出的英明决策.晋察冀地区历史悠久,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聂荣臻领导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此建立了晋察冀军区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对日伪军的艰苦作战中,不断扩大和发展了解放区,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为坚持华北抗战和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做出的英明决策。聂荣臻领导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在此建立了晋察冀军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推动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充分调动了一切抗日的力量;推动着根据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建设的开展,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及现代启示

抗战爆发后 ,晋察冀根据地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 ,抗日民主政权在从建立、初步健全到完善的过程中推动着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作风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进步 ,密切了政权和人民的关系 ;推动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充分调动了一切抗日的力量 ;推动着根据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建设的开展 ,使晋察冀成为了敌后模范根据地。同时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践 ,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坚持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结果。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共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伤亡达600万人。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共创建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山东抗日根据地,南接华中,北连平津,与晋察冀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大意义。抗战胜利时,山东根据地已拥有2400万人口,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抗战八年中,山东抗日军民共作战2万6千余次,歼灭日伪军50万余人。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我国抗日战争以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试从“七七事变”至1940年底,就毛泽东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所作的贡献作一简要论述。     

现代“子弟兵”的由来

“子弟兵”一词，古已有之，指领兵将帅率领的由本乡本土壮勇所组成的军队。而在现代，“子弟兵”成了人民对自己军队的亲切称呼。这个称呼据说出自聂荣臻元帅当年领导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探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创建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党的作风和文化教育方面创造了极为丰富、有效的历史经验,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根据地的成功执政历史经验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素质及理论水平的提升,正确的执政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和党内作风建设,以及政策的灵活运用确保执政的长效性。当前,有必要对这些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得出规律,这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发展的几个阶段

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建立的最早的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一直被誉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抗战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来考察。在晋察冀三省毗连的晋东北和冀西活动的八路军,以聂荣臻同志为首,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奉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之命,在五台地区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展游击战争,恢复社会秩     

刘少奇开辟皖东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1939年底──1940年10月 ,刘少奇在皖东主持中原局党政军领导工作。刘少奇为创建皖东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决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正确路线 ,把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与皖东的抗日实际相结合 ,直接领导了皖东军民进行反“扫荡”反“磨擦”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过程中 ,刘少奇在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政权建设、发展根据地经济、特别是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付之实践 ,使皖东根据地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斗争的一面旗帜     

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的特点及贡献

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的特点及贡献蒋亚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陆续向敌后挺进，开辟、创立了十多块抗日根据地。其中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最年轻的一块。对此，尽管已有一些研究著述，但对其创建的特点、贡献等专题缺乏深入探究，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管窥，以求教...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疫病及其防治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疫病流行,民众发病率、死亡率极高。日军推行罪恶的细菌战、残酷的"扫荡"及"三光"政策恶化了生存环境,封建迷信盛行,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严重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根据地党和政府严防日军细菌战,及时开展科学治疗,大力推行卫生防疫运动,积极改善人民生活,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小学教育初探

抗战时期,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边区以“教育为抗战服务”为宗旨,构建了适合战时的体系的小学教育,并且使其向正规化方向努力发展,边区小学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论聂荣臻的科技发展思想

聂荣臻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从辩证法高度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几对关系,对这些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反映了聂荣臻认识科研规律的具体化。认真探讨聂荣臻科技发展思想,对振兴我国的科技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艺、生活与表达:河北文学期刊《北方文化》

《北方文化》期刊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由北方文化社主编,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并在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大型综合性文化刊物。该期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并主要反映解放区的政治、文教等方面情况,作品的主流意旨在于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歌颂解放区斗争生活、宣传土地改革和边区文艺运动。该刊的封面设计与内文编排均有许多独到之处,编辑理念较为纯熟,其面向的读者较为广泛。该刊的编创团队强大,刊出的文章水准较高,具有开阔的文学视野和进步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对当时解放区的民主改革建设和文化体系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该刊也是此时期河北珍贵的集成性文化史料,该刊还被学界评为“解放前珍贵红色报刊”之一。     

古代天文仪器词语辨考二则

关于“圭臬”一词的本义,“臬”字争议较大,研究表明,“臬”与“水臬”不同,“臬”为测影仪,“水臬”为水平仪,“臬”的功能是测方位,不能“度广狭”,也不能“求地中”,“圭臬”当为同义复词。又“仪”、“象”常被混淆,实则“仪”、“象”有别,“象”为天体演示仪器,“仪”为观测仪器,有时“仪”又可作“仪”、象”的通称,“仪”、“象”则都可称作“浑天”。     

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论“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

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其散文早期为“农家孩子”书写“水稻之歌”的乡土散文,中期为“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的海外散文,近期为“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的文化散文。不断地思考和创作,伴随着聂茂的生命历程,成为他散文创作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     

阳明学者的良知与知觉之辩——以聂豹与欧阳德、王畿的争论为中心

在阳明学者中,关于良知与知觉之辩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致思路 向。一种以聂豹为代表,主张良知是未发之中,知觉是已发之和,由知 觉转向良知本体。一种以欧阳德、王畿为代表,主张良知既是未发之中 ,亦是已发之和,从知觉处见良知。双方互相指责,聂豹认为欧阳德、 王畿从知觉处见良知,易出现义袭逐物之弊;欧阳德、王畿认为聂豹由 知觉转向良知,易出现向内禅定之弊。双方固守不同的支援背景,都认 为遵循阳明致良知学的理路,实则聂豹遵循朱子学体用二分思维方式, 走立体达用路径;欧阳德、王畿遵循阳明学体用一源思维方式,走即用 达体路径。     

归寂致知:聂豹的易学思想

作为阳明后学“主静”派的代表,聂豹的思想主旨以主静归寂为核心命题。聂豹认为心体归寂方可证得良知,但是在时人的理解中,虚寂向为佛道二教所独擅。为了给归寂之学“正名”,聂氏充分发掘《周易》经传的思想资源,力图说明虚寂思想也是儒学的固有内容,并非佛道二教的专属。借助对易理的诠解,聂豹希望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将易学容纳到阳明学的框架之内,其基本理路可以概括为:物有万殊,揭虚寂以为归;事有万变,立主静以统汇。     

文学是一场马拉松大赛——答凤凰卫视记者陈开先生问

从农村孩子到大学教授,文学不仅改变了聂茂的命运,也成就了他的事业。作为一个全能型的作家,聂茂对各种文学门类的创作都进行尝试,虽然分散了一些精力,但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他看来,文学就是一场马拉松大赛,大赛的终点也许就是生命的终点。     

聂耳的"新兴音乐"创作与30年代的中国革命

聂耳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艺术与音乐的发展及其走向政治化的历程十分重要。探讨聂耳关于艺术的角色及现实对于艺术与艺术家之重要性的见解,讨论他的音乐如何传达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与革命的共生关系。聂耳将不同的艺术观念综合一体,在吸收西方音乐技巧和创造中国新型革命艺术方面取得了成功。对聂耳进行研究可以为30年代中国左翼知识社群的意义和影响予以重估,他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代表着中国革命音乐的巅峰,并可为其后的几代歌曲作家充当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