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老子:事实联系、交点及共同的关切

海德格尔与老子之间存在多处或明或隐的事实联系,尽管海德格尔对待这一联系始终讳莫如深,但依然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对老子的兴趣,二者的关联由此也成了一个有所根据的臆测。二者思想的遥契体现在不同哲学传统下对相同问题的近似思索,尤其是在思考终极的方式上,在"有与无""诗思"及语言等交点上发生了相遇。通过相关材料的梳理和观点阐发,可见二者间的这种共通并不是偶然的浅近,而是一个多方位、深层次的切近。     

超越解放的自由:略论阿伦特的革命观

阿伦特的革命理论建立在她对人与政治的独特理解之上。阿伦特通过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透过对解放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揭示出了共和主义的自由立国的革命主旨。     

从"符合"的真理到"去蔽"的真理--试论海德格尔真理观

在传统哲学中 ,真理问题属于认识论领域 ,因而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符合”就始终是一切传统真理观的根本视界。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视野切入 ,力图探入真理的源始境域 :真理即去蔽 (aletheia)。通过对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解读 ,本文认为 ,海德格尔的真理之思 ,不仅是对传统真理观之“真理”理念的去蔽 ,同时也为我们的“真理观”开启了一个新的视域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劳动与自由——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解读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人类自由危机,马克思和阿伦特都主张以实践作为其走出困境的方案。但是,他们在劳动、自由以及实现自由的具体实践方式方面存在认知差异。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对劳动的推崇,是对前柏拉图政治经验以及柏拉图开创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反叛。深受古希腊政治影响的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作出了误读。她认为,政治行动是实现人类自由的唯一方式,马克思对劳动的肯定是对政治以及人的自由否定。事实上,阿伦特既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自由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也没有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行动实现自由的非现实性。     

论阿伦特的霍布斯

在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以不同的面目而复活,并且在这个世纪强势延续。作为20世纪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同样也从自身的理论角度解读并批判了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政治旨趣。本文综合考察了阿伦特关于霍布斯的解读,并且围绕这两个依旧晦暗不明的问题展开思考:如何理解和评价阿伦特的霍布斯解读?这个解读与阿伦特政治思想本身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论海德格尔哲学的起点

通过发现非理论的生命和经历领域以及达到这领域的方法--释义学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在1919年"战时研究班"上的讲演<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奠定了海德格尔一生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起点.在这部著作中,海德格尔阐明了他对哲学的全新理解,并由此划清了与一切旧哲学,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界线,揭示了他一生的哲学方向.这部被人认为是他一生思想经历起点的重要著作始终没有得到我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影响了我们对海德格尔哲学特征与实质的理解,以至我们仍然走在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拒绝的道路上.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在审美主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多元性和可交流性是进行审美判断的基础。在审美判断层面,审美判断要求达到普遍认同,这种普遍认同借助于共通感,不借助于信仰,不借助于概念,也不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认同。因此,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的视域下,阿伦特探讨了审美、普遍认同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承担起了新型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康德-阿伦特的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需要在媒介学的意义上得到延伸,形成康德-阿伦特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的媒介学转向,重塑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当下意义,用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一体的媒介治理格局。     

阿伦特论人的境况

阿伦特通过对被混淆的人的活动方式 :劳动、工作与行动的区分 ,揭示了与这些不同的活动方式相应的人的境况的意义深远的差异。这些活动方式在人的活动等级序列中位置的变化 ,正是现代社会与古代城邦社会差异的主要表现。通过这种对照 ,阿伦特对现代世界中公共领域的衰落、人的能力的衰退、消费社会的兴起给予了富有启示的阐释。阿伦特希望由此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动、重建公共领域。     

论阿伦特哲学的时代性

时代性是阿伦特哲学的显著特征。阿伦特哲学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她对极权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关注,对二者的反思和追问都彰显了阿伦特作为学者的良知与勇气,以及责任与担当。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死亡书写

中国基督教文学主要通过融通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和基督教文化精神,于耶稣之死和自然律动两个向度来探寻死亡与生命的辩证关系。用＂爱＂超越死亡,＂爱＂是生命的牵引力。这种神性写作在当下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达。     

池莉小说爱情观的道德悖论

"不谈爱情"是池莉的一个文学命题,也是她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在池莉看来,爱情是超离现实生活的,本真的生活现实中只有实实在在的婚姻和日子,没有高雅的爱情。池莉以此表达对现实生活中世俗男女的同情和启蒙,突显存在就是强者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带给世俗的是冰冷的夫妻和婚姻观念。池莉的这种爱情——婚姻观中存在着道德悖论,降低了文学对现实的审美价值,带来文学对现实生活的错误认知,彰显了池莉小说媚俗化审美取向。     

赛珍珠短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创作心理

赛珍珠的短篇小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结构模式,主要包括旧与新的理念冲突的文化模式,爱与恨情感交织的情节推进模式,日常生活与超常规传奇相交错的故事模式等。透过文本表层结构模式,则可感知创作者的深层心理结构,包括在时代大裂变中的文化立场,关爱弱势群体和普通平民的人文主义情怀,对建立在真诚相爱基础上的东方式家庭生活的执著追求,模仿中国小说所体现出的美学追求等。     

封建才女的悲情人生--论朱淑真和她的诗歌创作

朱淑真的诗作展示了其感情世界的无尽的悲凉。无爱的婚姻,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普遍的婚姻状况。爱情难泯和爱情的难以实现构成了一对无法消弥的矛盾。而像朱淑真这样的才女,因为不甘心如此的命运,一辈子就在希望和无望中挣扎,满腹的才华就在哀婉的浅吟低唱中流失,满心的热情就在无奈的期盼中耗尽。     

论庐隐小说的情感维度及其审美价值

庐隐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是男女恋情.她笔下的知识女性有青春的欢乐,有对爱情(包括同性恋)的憧憬和向往,而爱情的缺憾又使她们忧郁、悲哀、痛苦.她们对婚姻生活普遍感到失望甚至恐惧.庐隐从对社会人生、女性命运的认识以及自身经历的深刻体验出发,把女性人物的情感设定在愉悦--悲哀的维度上,使小说具有凄美的艺术价值.     

汉娜·阿伦特关于“恶”的理论

汉娜·阿伦特一生最大的思考重心是“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来自于其“根本恶”的概念。她认为“根本恶”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而“平庸的恶”则是由于此状态中的平常之人被完全洗脑与控制之后,在丧失了人的自由性与思想性,从而丧失任何道德判断力的条件下所犯下的不自觉的恶行。阿伦特指出的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     

“政治解读”马克思——阿伦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评析

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理论既是对西方政治传统的挑战,又与其具有同质性。出于自身政治理论的需要,阿伦特从理论定位、批判方法和内容阐释等方面来政治解读马克思理论,具有明显的特色。然而,阿伦特由于没有深入全面地分析马克思理论,往往从单一角度的理解来阐述马克思具有多层次的概念,随意剪裁或曲解马克思的原意,导致她的政治理论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论张胡之恋对张爱玲及其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恋惊世骇俗,它既助推了张爱玲走向了创作事业的成功,同时也给张爱玲的后半生以及创作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影响。     

希腊悲剧和文学的阿伦特

希腊雅典的悲剧对阿伦特思考政治自由有双重意义。第一,悲剧包含许多思考现代政治自由可以运用的文学主题。第二,悲剧的"说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对政治自由的提示。阿伦特以理想的雅典来阐述这样一个现代政治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政治自由与公共自由同为一体,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生活。阿伦特设想一种无需借助传统或外加权威,照样能有机运作的政治群体模式。雅典城邦为她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生命深处的情怀--艾米莉＆#183;狄金森诗歌意象探析

艾米莉＆#183;狄金森是美国第一位意象派女诗人，被称为20世纪初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先驱。诗人终生与诗为伴，凭借超凡的头脑和想象力，把对生命的感悟幻化为神奇的意象。诗人始终保有本真的天性，讴歌自然、咏叹爱情、感念人生，抒发爱、生命、自然的情怀。1775首充满奇丽意象的小诗，彰显出诗人孤寂生命深处的柔美情怀和独特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