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成因:基于地区消费方法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较大的地区差距是其空间经济的基本特征.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对我国地区差距成因的解释大都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之上,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较少.笔者运用Archibald(1967)提出的本地消费方法,从需求角度分析城乡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其乘数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之间城乡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其乘数效应差异明显,从而构成了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原因;另外,农村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边际收入税率为负,城市居民的边际收入税率为正,这些都决定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大于城镇居民;而且,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差异也大于城镇居民.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和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意义重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对于保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十分突出.从长远来看,如果中西部地区重视非专业化部门的发展,提高本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减少进口及输入漏出,同时,中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补贴力度,会缩小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江苏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性研究

以经典ELES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信息消费函数,从信息消费水平和信息消费结构两个层次对2001—2011年间江苏省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信息消费变迁及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显示:信息消费作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城镇和农村都已成为最具潜力的消费领域;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差距大且都呈增长趋势;对比城乡的信息消费函数发现,城镇的基础信息消费为正值,农村的基础信息消费为负值;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均小于农村居民。这表明城乡的信息消费处于不同的消费周期,城镇居民对信息的依赖更高,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则对收入更为敏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对信息消费差距有乘数放大效应。     

创业活动如何促进消费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扩大消费、推动消费升级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对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索如何通过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揭示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1）生存型创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减贫效应促进消费增长;（2）社会型创业以商业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缓解消费不平等;（3）高成长型创业通过扩大就业效应,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4）创新型创业对技术、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通过优化供给效应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消费升级。本研究首次系统地提出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的分析框架和影响逻辑,对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创业扶持政策和促进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发。     

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在描述了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现状地基础上,以2003-2009年中国统计资料为基础,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并借助于SPSS13.0统计软件对2002-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及各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与信息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最高;农村低收入户尚未满足信息基本需求,需要社会救济;提出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促进农村居民信息消费需求的建议。     

信息消费与信息化消费

信息消费已经成为信息化社会人们消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为个人或非生产经营目的的单位(法人),客体为信息产品或信息服务。随着信息消费和信息技术应用的普及,消费者也逐渐形成了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日常消费的信息化消费习惯,而且其依赖程度将随社会经济信息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加强,因此,文中所提出的信息化消费特征与影响因素等8个主题值得深入研究。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基于农民福利视角对农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考察

农村消费不足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对农村消费问题研究长期缺乏福利理论视角。事实上,农村消费与农民的基本福利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农民福利的制度考察和现实分析,尝试开启透视农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新视角,而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国家在农村只承担最低限度的福利责任,结果导致农民福利水平低下,成为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只有调整政策取向,从农村生产福利、保障福利、生活福利和科技福利着手,改变制度的不足与缺陷,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农民的福利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才能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居民信息消费的区域差异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为了研究居民信息消费的区域差异,从消费规模、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方面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居民信息消费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区域居民信息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并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和一阶差分GMM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这种互动作用在东部和西部为正并且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却不显著。最后,依据此结论对推动区域信息消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中国区域间农村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研究

文章运用Campbell和Mankiw消费过度敏感性模型,选择1985~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的资料构建了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并进行相应的解释。结果表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其过度敏感性系数分别为0.699 5、0.439 6和0.492 1。其次,实际利率与三大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成负相关,利率的替代效用大于收入效应,但是估计得到的数值很小。这一结果进一步解释了中央政府在1996~2002年多次降息的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甚微的事实。     

改革开放、消费波动与福利效应：新视角与新证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定量评估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居民消费波动趋缓和福利增加方面的政策效果,并实证检验改革开放通过何种机制促稳定和增福利。研究发现,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波动性,从而增加了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相当于使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0.16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在1979年前后的中国居民福利收益增加总额中,改革开放贡献了近95%的份额。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主要通过收入稳定性增强、预期寿命延长和政府支出规模扩大三种渠道实现。文章创新性地从短期波动视角解读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江苏省农民收入与信息消费的互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

基于江苏省1984—2013年样本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的实证方法,分别对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加以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江苏三大区域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存在较强的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短期内较为显著。江苏三大区域中,苏中地区农民的信息消费对收入的敏感程度最高,收入增长对信息消费发展的刺激拉动作用最大;苏北和苏中地区的信息消费对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苏南地区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据此,应有针对性地建立长期有效的江苏省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两者的长期稳定协调增长。     

江苏信息消费促进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

信息消费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我国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江苏省的信息消费水平,无论是政府信息消费、产业信息消费还是居民信息消费,都与本省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当,其因主要在于信息服务供给的综合创新力度不足和信息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以信息消费促进产业发展,江苏省首先要引导信息消费热点,推进信息产品融合创新;其次要鼓励商业服务模式创新,促进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再次要依托信息技术优势领域,大力发展信息消费基础产业;最后要实现电子商务重点突破,发展有基础支撑的潜力领域。     

农村居民和谐消费的双重效应及其改进分析

消费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但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在消费过程中没有实现和谐。和谐消费是扩大消费的基础,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农村居民这一特殊群体和谐消费效应的研究还比较粗略。通过对农村居民和谐消费加以研究,认为要实现农村居民和谐消费,必须注重对生态环境共生性适应维度的培育以及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或消费行为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三个维度实现良性互动,同时应树立新型的和谐消费理念,并对农村居民实现和谐消费的途径加以认真研究,最终使农村居民和谐消费的双重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为农村居民和谐消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提供新的思路和指导。     

基于诱惑和自我控制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增长的福利效应

采用诱惑和自我控制偏好贴现模型,构建了测度家庭债务增长的福利效应函数,并通过参数校准,考察了1996—2013年期间中国家庭债务变动对社会和异质性群体的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自我控制模型和诱惑模型中,家庭债务增长的总福利效应存在差异。在自我控制模型中,社会福利增加0.48%;而在诱惑模型中,社会福利受损0.16%。（2）家庭债务增长对不同劳动生产率消费者的福利效应不同。在自我控制模型中,最低劳动生产率消费者的福利增益最高;而在诱惑模型中,最高劳动生产率消费者的福利增益相对较高。（3）家庭债务增长对不同年龄结构消费者的福利效应大体呈“U”型,并且家庭债务增长对在职人员的总福利效应要低于退休人员的总福利效应。     

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状态空间模型研究——基于1990-2009中国统计数据分析

为了研究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选取1990-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全年生活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构建了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自发消费为94.87元（以1990年为基期）,边际消费倾向大约在0.63-0.74之间波动,即农村居民收入每增加100元,将有大约63-74元被用于生活消费支出。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呈逐年提高、增长速度加快的趋势,但与城镇居民相比,消费和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应当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程度等角度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制约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原因及促进政策

针对中国近年来消费需求持续弱化的现状,分析现阶段制约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原因,提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消费环境等政策建议,以使农民真正能够"能于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农业补贴与城乡消费差距:一个政策模拟分析

基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运用持久收入假说理论测算了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将持久性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总额进行回归分析以衡量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并取其增加量的负值为消费者补贴等值对农村居民进行直接补贴,以此模拟农业补贴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实际效用。研究表明,农业补贴不仅能够显著性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加速农村居民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的过渡,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模拟分析表明,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农业补贴转向的经济环境,并且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农业生产总值都能够满足农业补贴对财政支出的要求,然而事实上,我国财政支农比重不仅明显偏低,而且提升速度缓慢,财政支农政策与其实际执行力度严重偏颇。     

财政支农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效应分析

一直以来,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是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的热议话题.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居民基数庞大,财政支农能否有效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逐项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住房、医疗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对农村居民食品、文教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对设备、衣着、交通和总消费的影响不够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