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城市经历与女农民工的生育意愿--对武汉市洪山区部分女农民工的个案访谈

随着农民务工经商浪潮的掀起,越来越多的女性也被卷入其中,她们大都处于婚嫁生育的集中期,而与体现现代文明的城市的接触难免会影响她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本研究主要通过深度的个案访谈,详细描述了女农民工的生育意愿的特征,并且从职业,打工时间、交往群体,大众传媒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期生育意愿的城市经历因素。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融入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生育意愿,且对于80后和东部地区农民工生育意愿的负向效应更大。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定居意愿增加和男孩偏好下降是城市融入影响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两种路径。以融入为核心的“人的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从事实和机制两方面探讨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为客观评估城镇化的生育效应,增加人口预测工作科学性,人口政策动态调整和优化等工作提供了事实基础和理论启示。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主要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返乡发展意愿并不强烈,即使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大多依旧不愿意返乡。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返乡发展的意愿高于女性;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家乡社会状况、国家扶持力度等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采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及《心理健康诊断量表》对4-6年级的290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进行测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弹性整体水平不高,心理弹性与心理症状（MTH总分）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情绪调节因素在心理健康中所起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家庭支持及人际支持.这一研究结果为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性量表的编制

为编制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性量表,采用整群抽样法,先后分别抽取2000名和16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初测和重测,严格按照量表编制的基本要求,考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适应量表包括：生理适应、情绪适应、生活适应、认知适应、职业适应、人际适应6个维度.因素分析结果显示,6个维度可解释总方差的46.760％,各维度的项目载荷在0.352～0.753之间;各量表的Cronbach＇ sα系数分别为0.667,0.810,0.828,0.802,0.820,0.770,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5.由此得出结论：所编制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性的测量工具.     

宏观调控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政策援助

用人单位“用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虚就业”、用人单位岗位空置与新生代农民工低就业、用人单位低待遇与新生代农民工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探索困境。对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改革就业制度,强化宏观调控,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切实推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的就业援助政策,注重规范就业市场秩序,强化部门就业指导,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素质,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良性就业,进而更好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与价值观变迁研究述评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社会转型的加剧,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近年来兴起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与价值观研究进行了评述,分析廓清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和显著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与社会适应、价值观变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在肯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以往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存在的局限。     

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奠定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证;蓬勃发展的基层民主实践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积累经验;农民工代际转换及利益诉求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条件更为成熟。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

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     

流行文艺与新生代农民工主流价值观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价值观存在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责任意识差且消费盲目、患有"城市冷漠症"等问题,结合流行文艺的特点及传播优势,在创作中融入主流价值观文化元素、构建主流价值观的接受途径、建立科学的评价方法和反馈手段等方法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价值观,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障碍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融合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当前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障碍重重,其中既有制度性因素,也有非制度性因素。随着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因素的松动和改革,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因素日益凸显,成为有待政府重视和舆论引导的重要方面。本文将着重论述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因素,并探析解决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