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关心指标体系构建——基于网络搜索数据

本文利用环境相关的网络搜索数据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公众环境关心程度进行评价.构建的环境关心指标体系包括环境污染关心、环境知识关心、环境法规关心和环境行为关心4种分类指数和42个具体指标.分析结果表明:在指标体系中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等环境行为类指标具有较高权重,即环境关心指数主要受环境行为关心影响;2011年以来,我国公众环境关心指数取值集中在100～200之间,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动特征;环境行为关心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分类指数.     

公众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非一致性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运用oprobit和biprobit模型探讨了公众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是否一致,并分析公众的个体特征与其环境关心和行为一致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公众对环境关心并不必然会促进其生活中的环境友好行为。控制其他条件不变,老年人、女性、收入及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公众环境关心与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概率;②在考虑公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后,公众的收入、非农就业和受教育程度在提高公众的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一致性上具有积极作用;[JP2]③总体上,公众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其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一致性的作用最稳健,这意味着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对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有重要意义。     

公众环境知识测量:一个本土量表的提出与检验

环境知识是公众环境关心与行为研究的重要变量,对于考察环境教育成效也具有重要意义。结合2003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CEKS)测量质量的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各测量项目的内部一致性水平较高且稳定,并具有建构效度和预测效度,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公众环境知识的一个基础性工具。     

论现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嬗变及其匡正

环境污染会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公众维护自身环境利益的诉求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应运而生。作为中国环境管理政策的重大创新,探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对于满足社会公众环境诉求,提高、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与水平,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8年中国120个城市环境信息公开评价指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Push-Pull-Mooring （PP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众环境诉求、地区环境质量、政府环境关注度以及地区法治环境从推拉两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政企关联程度以及政府财政压力作为锚力因素,会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文章从完善法治环境,推进政府—企业—公众合作共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绿色消费的影响,检验环境关心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绿色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关心都对城镇居民的绿色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境关心越强,其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并且,社会经济地位还通过环境关心这一间接路径正向作用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因此,增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其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推动绿色消费。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基于生产力的实证分析

考察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绩效,利用2001—2010年间中国110个重点城市的气体、液体和固体环境的工业数据,逐步添加资源、环境污染产出和投入等变量,运用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等方法测算城市效率、生产力指数和环境生产率,描述中国城市工业增长现状。结果显示: 城市平均效率值是0.705;生产力变动是0.091,其按照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分解后分别为0.009和0.082,表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的提高动力,能源和环境管理效率提升并未显露;能源消耗、污染排放、污染治理投资是影响生产力测算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减排工作的压力要远大于节能工作的压力。     

员工环境行为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迁"和推动"减污治霾"的过程中,公众环境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企业必须践行更加负责任的环境行为(CEB)。通过构建包括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等变量的广义WOOD模型,运用重污染能源类企业调研数据,阐释了CEB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CEB得分已经达到70%,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水平均高于普通公众,而且员工环境行为、地方法规、社会舆论压力和客户绿色偏好变量与CEB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

根据CGSS2013数据,本文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的社会资本、媒介的使用情况对公众的环境行为均施加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公众环境行为具有深刻持久的正向影响,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与公众的环境行为密切相关,但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境行为起到动员作用大于新型媒介。     

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与分解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及其影响机制,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关心缺乏系统的经验研究,且缺乏城乡居民的直接对比。本研究基于CGSS 2010年环境模块的数据,考察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现状及特点,分析城乡环境关心的影响机制,并使用Oaxaca-Blinder模型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进行分解。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主要通过环境知识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农村居民内部群体的特征更多表现为对环境关心的直接效应。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分解发现,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知识变量能解释城乡环境关心的大部分差异,而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环境再生产结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导致城乡居民的二元价值理念、环境科学素质、公共参与等结构,最终导致环境关心二元结构的再生产。     

公众环保效能感对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年CGSS数据,利用Latent GOLD 4.5软件对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环境行为项目进行探索性的潜在类别分析,划分出"逃避型环境行为"(43.5%)"担当型环境行为"(1.7%)"节俭型环境行为"(33.3%)"乐活型环境行为"(23.5%)四种类型的环境行为,发现中国公众环境行为的参与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此外,着重探讨了环保效能感对于四种类型环境行为的影响,多分类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环保效能感对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均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且环保效能感对"担当型环境行为"公众的影响效果最大。     

影响中美公民参与环境组织行为因素之比较研究

通过对"2012世界价值观调查"和"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美两国公民参与民间环境组织数据的比较研究,展现了中美两国公众参与环境组织中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并解读了不同环境意识对中美两国公众环境组织参与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环境组织参与者大多为青年人,而美国则表现为全民参与;中国环境组织参与者的环境意识是建立在环境污染驱动之下的,而美国民众表现出了一种常态下的环境意识;较之美国民众,中国公民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有较高的政治倾向.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环境组织的发展方向处在一个模式选择的路口,一个方向是合作主义,一个是被动环境维权.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省际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和LSDV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环境规制水平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但严格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U型。按区域划分进一步研究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外生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而西部却呈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议中国政府要提高环境规制,但需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行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中国各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均衡地提高。     

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2003年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的数据,围绕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环境认知水平与环境行为参与水平较低,呈现出“知行皆不易”的特征。环境保护知识假设、环境问题严重性假设得以验证,而环境风险认知假设仅得到部分验证。具体而言,环境保护知识更丰富的城市居民,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日常环境风险认知对私域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科技环境风险认知对私域环境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认为环境问题越严重的城市居民,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但全国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小于当地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的相应影响,且当地环境衰退严重性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更大。进而提出多元社会主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行的环境宣传、环境教育与环境保护体验等活动,以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环境认知水平,促发更多的环境行为。     

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中国沪深300指数企业为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企业规模、企业营利性越高,环境责任水平越好,国有控股企业和非行业敏感性行业企业环境责任水平较好,资产负债比率、营业收入净利率、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兼任、高管薪酬、市场化指数对环境责任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但营业收入利润率、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对环境责任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环境信息公开、污染与居民健康

在实施"健康中国2030"战略背景下,居民健康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文章在居民健康和环境信息公开的理论框架下,阐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使用113个城市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指数和与之匹配的微观健康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健康的效应。结果显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具体作用机制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通过缓解污染物的排放,进而减少对居民健康造成的损害。但是,这种改善作用在地区层面具有差异性。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作用依赖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     

互联网使用、环境知识与公众亲环境行为

公众参与是加快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亲环境行为则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体现。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传统媒体对亲环境行为的舆论引导功能,但较少关注新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的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且从环境知识视角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公众的亲环境行为总体上并不积极,但公域环境行为比私域环境行为更加活跃;互联网使用对私域环境行为和公域环境行为都具有促进作用;环境知识是互联网使用促进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相比于“互联网—私域环境行为”的关系,环境知识在“互联网—公域环境行为”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     

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

通过分析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GSS①(城市部分)所得有关环境方面的资料,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的社会性别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普遍偏低,其中抽象环境关心水平男性高于女性,但实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男性却低于女性;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女性高于男性;相较私人环境友好行为而言,男女的公共环境友好行为比例都很低。     

凤凰网“原生广告”案例：中国牛仔的一天

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而中国牛奶品牌,又在陆续出现的安全危机中成为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在饱受公众质疑的环境下,对于牛奶企业而言,生硬推送的广告形式,不但无益于品牌提升,反而会造成公众的进一步误解和方案,传统的广告和公关手段已经显得非常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