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到合谋：城管与摊贩的交往逻辑

探讨了社会治理议题中城管与街头摊贩关系从冲突到合谋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形成机制。以汉正街城管执法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案例分析,以动态视角考察城管队员的一线执法行为,指出城管队员作为政府执法者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因其执法权利受到来自各方制约以至于其为顺利完成任务而与摊贩合谋,成为当前城市管理中的常见现象。最后,摊贩的存在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政府应承认摊贩存在的必要性,变“清理”为“管理”,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减少社会冲突。     

抓好体制机制创新推进“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已经成为目前关注的重点,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重点则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也是国家赋予武汉城市圈“先行先试权”的核心所在。武汉市在“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的体制机制创新包括：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建立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创新教育培训体系;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和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金融创新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城市治理中的“软法”逻辑：摊贩的 利益组织化与协商治理

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冲突频发的事实不仅对城市治理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城管治理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城市治理中的暴力表征、内在对抗以及被扭曲的市场理性等,均表明流动摊贩的治理已经走入陷阱。摊贩经济具有自然和历史的合理性,其问题又兼具敏感性和矛盾性等复杂特点,重新认识摊贩有关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意义非常必要。与城管所采用的制裁威胁等“硬工具”不同,成立摊贩组织实现摊贩利益的组织化,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性治理,是城市治理的软法。政府、城管与摊贩组织之间,组织与其内部成员之间应加强各种直接或间接形式的交互活动,将有利于多元治理主体“共治”的实践,推动治理创新向主要依赖水平化、混合化、关联化和合作化形式的转变。     

我国城市管理服务外包的内省与前瞻

城市管理服务外包作为近年来我国城市管理的一种创新思维和治理方式,改善了城市治理的效果,缓解了城管执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动城市综合管理由"管理"向"治理"理念转变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该文通过对城市管理服务外包在行政法上的适用范围及局限性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内省,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背景下的城市管理服务外包在整个城市治理中的作用与发展方向进行前瞻,为提升和优化城市治理方式的转变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借鉴。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路径选择

城管部门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形成的,有其存在的理据和历史贡献,也有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问题。其问题表现为城管执法权力受限,执法依据和手段不足,管理范围广,任务重,机构性质和公务员身份模糊,经济地位、福利、工作条件、队伍建设没有保障。而地方政府给城管设定的城市管理目标与公民生存目标存在太大的差距。城管执法时面临秩序与生活两种需求的矛盾,执法当中极易触发暴力倾向。必须正视城管执法体制存在的尖锐矛盾,尽快明确某个中央部委承担城市治理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等职能,这是城管体制改革的要务。要树立大城管理念和共同治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理念,形成城管部门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更大合力,创建一条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政民合作、民主行政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路径。     

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积极政府的理论视角,从行动边界、行动特征、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行动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共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探讨;从力量吸纳度和行动主动性两个维度出发,将政府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划分为“积极政府”“灭火式政府”“消极政府”和“无力型政府”。通过分析集中整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案例发现,相关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积极政府特征。积极政府是对政府边界问题的良好回应。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是其有效实践路径,三者均是积极的政府行为,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治理的良性循环;实践中,要坚持源头治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借助信息化手段,逐步迈向高效能治理。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与创新——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化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衍生了需求膨胀、分配不公、地方治理失效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政府治理更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和治理工具有限等诸多发展滞后的问题.分析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这一政府治理转型的典型案例,可以总结城镇化发展中的成功和约束因素,并获得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治理转型的诸多启示:治理理念要由从“物本”转向“人本”;要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事权,保障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治理工具和社会整合方式需要创新,治理主体更需多元化.     

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现状与对策——以宁波城管义工协会为个案的分析

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和复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是志愿组织行使社会权力的重要表现。在大力倡导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宁波市城管义工协会以“政府关注、社会急需”为出发点开展形式各异的志愿活动,在城市管理和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了一座互动的桥梁,为探索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本文以宁波市城管义工协会为个案,从领导架构、组织网络、岗位设置、会员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剖析城管义工协会的运作模式,考察城管义工协会的运行成效,进而反思其蕴含的问题;最后从强化志愿者的权利意识、拓宽公共参与渠道、健全志愿组织培训机制、推进志愿组织内部建设以及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等维度提出促进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构架和思路。     

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在当前公共项目推动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可持续性困境。基于跨案例的组态视角,文章构建了“政治支持—社会嵌入—创新属性”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复杂因果路径。通过研究发现,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多重因素交叠作用的结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运转并不存在“项目悖论”。其中,“行政推动”是创新可持续的外部诱致性因素,而“社会嵌入”是内生性动力因素,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关键。据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项目嵌入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自主性生长能力。     

中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突破——以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

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要求实现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以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要方式的、以安全与和谐为主要体现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政府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层级过多、效能低下、活力不足、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等缺陷.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层级、明确各级政府层级的职责和功能、强化条块之间的协调合作、激发多元参与主体的活力等,从而构建一个“层级合理、职能融合”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结构困境”到“内生聚合”：特色小城镇复合生态发展的现实逻辑

特色小城镇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城乡融合和农村城镇化的新模式,对于地方实现特色发展和典型引领,实施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靶向功能。围绕"多源化-差异化-依赖互补-生态系统平衡"的要素耦合与"动态化-调试化-创新化-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建构整合思路,对地方生态特色化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和政策建构。基于江苏省南京市Y镇的生态发展经验,依据"政治合法-政策合理-行动合意"的路径对该镇复合生态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特色小城镇内生聚合发展的新模式,即特色小城镇生态复合发展应基于复合生态系统治理的特征诉求,协调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平衡关系,推动"三生"空间体系建设,促进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创新治理体系,引导城镇更新和社会有序发展。对于现实存在的结构化困境问题,需运用复合生态治理的要求加以矫正和规范,培育多源要素耦合的基础,将其重新整合最为关键的要素及对应体系,发挥内生聚合效应,重新实现新的生态均衡。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网络社交中的表情包传播优势、传播失范及治理对策

表情包在当今网络社交生活中因为具有醒目性、求异性、社交性、便捷性和利益性等特征而广泛活跃于各大平台,但是也存在一些传播失范现象,带来传播低俗文化、传播攻击性文化以及侵犯肖像权等问题,借鉴“河长制”治理模式对表情包传播中的失范问题进行规制。研究认为,“河长制”治理模式既强调统摄各个环节以建立首尾衔接、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藉此形成对表情包的闭环治理,又强调综合运用法律监管、技术监管、行政监管、自我监管等治理手段,藉此形成对表情包的协同治理。研究还认为,应当由相关政府部门担任表情包“总河长”,统筹管理表情包的有序发展;表情包制作者、使用平台及大众担任“河长”,分别从源头管理、过程管理、全民监督等方面对表情包进行有效治理,从而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社交环境。     

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基于“浙江现象”的研究

"浙江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典范,浙江的强县发展又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浙江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表明,地方政府创新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促使浙江县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先发优势和制度落差,从而形成一批"强县".浙江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的互强互动格局表明,地方政府创新推动了强县发展,而强县发展又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更多的创新,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促成了浙江县域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     

百年创新，百年奋进——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百年华诞,但仍保持着青春活力,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卓越的创新能力的创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理论创新,取得了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成果。其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身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共产党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21世纪,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保持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新的征途上继续开拓创新,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创新成果。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趋势和路径探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行为的自利性以及创新缺乏长远性、系统性等对公共性侵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转变政府治理创新理念和政府职能外,还必须加强政府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重塑政府内部治理机制,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供销社“去内卷化”路径探析——浙江“三位一体”改革之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革,供销社日益偏离组建初衷,呈现出组织旨趣盈利化、业务非农化、产权“悬浮化”、治理非民主化等“内卷化”特征,虽经多次改革但收效甚微。浙江以习近平提出的综合合作思想为指南,将“三位一体”农合联建设与供销社综合改革紧密结合,依托农合联的非盈利组织宗旨、开放组织边界、多元治理结构、创新生态系统属性等特征,通过“增量改革”推进供销社“存量改革”,为供销社“去内卷化”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浙江路径。     

大学新生学习生活的善治模式与实践路径

在分析大学新生学习生活的理论内涵基础上,研究大学新生学习生活善治模式与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大学新生学习生活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实现大学新生学习生活的善治,即良好的大学新生学习生活治理,并呈现出创新、参与度、开放度、共享度、制度化、效能等基本特征;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治理方向,塑造契约精神,完善治理制度体系和权力体系,搭建“元治理”共同体和协商民主的对话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