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社会的混沌未分:一个被忽略的向度

受许多现代分析性概念和思维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概念和思维用于对前现代社会的观察和理解,这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了前现代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混沌未分。在权力方面,前现代社会是一种“混权”状态,各权力及其持有者或部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所谓的权力分立仅仅是一种含混的混合政体的观念,与现代西方的分权思想和分权现实完全不同;在领域方面,前现代社会是一种“混域”状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并没有实现分化,此时可能存在着“共同性”和“个体性”问题,却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之分;在组织形式上,前现代社会则是一种“混元”组织的形态,所有组织都是以“家”为基础的扩大和延伸,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个体的思维观念也是混沌的,时空在他们那里是静止的。前现代社会的这种混沌未分意味着当现代人尝试认识、解读和描绘前现代社会时应当保持足够的谨慎和适当的怀疑,而不是将现代概念和思维随意地强加于前现代社会之上。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

本文从部门农业结构和立体农业结构两方面对土家族地区历史时期农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探讨。认为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部门农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农耕、渔猎和采集并存,农耕生产逐渐占据农业生产的主导,相关农业生产随之演变的历程;立体农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农耕生产由河谷地带逐渐向山坡推进,其它生产部门随之演变的过程;历史时期农业结构存在地区性差异,在开发较早的地区农耕生产占据主导,而在僻远地区处于传统的农耕、渔猎和采集并重的状态。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社会系统的变结构特征及其意义

像任何事物都是以变化的方式存在一样,社会系统结构也是以变化的方式存在的.社会系统结构的变化、变迁状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被理解为社会系统的变结构存在状态;社会结构转变过程可以用社会整合函数、社会选择函数、社会协调函数进行描述;社会结构的转变和演化过程具有超越演进的特征;而社会的协调机制则是对结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的组织性因素和自主性因素的辩证关联的有机统一.研究变结构理论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贯彻与落实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转型期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而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有助于这一转变。以乡村行业人数统计为基础,参照国外职业分层标准,依据享有经济权力、社会资本的差异把转型期农民分为8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农村社会处于分化的初级阶段,各阶层仍未真正脱离农村,阶层边界不固定,行业分化和区域分化不平衡,阶层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对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有利于执政党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知和有效整合。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使农业一致处于低水平状态,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尤其是使"三农"问题一致处于低水平状态.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树立和贯彻科学的发展观,清除体制性障碍,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     

焦点事件中危机边界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危机边界指区隔公共危机中利益、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隐形规定,产生于风险社会情境下群体或组织的互动与博弈。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的多元与异化是主体间互动与博弈失衡的重要诱因,其导致焦点事件爆发,推动政策窗口出现。而焦点事件爆发引发的社会秩序与规范的紊乱并非毫无逻辑,群体、组织或结构之间围绕利益、权利与权力展开的对抗常常借助制度、舆论实现诉求表达,从而引发边界的不断动荡、分化与重构,导致利益、权利与权力边界内涵处于混沌或失序状态。我们可以基于利益边界、权利边界和权力边界构建公共危机边界模型,并应依据焦点事件中抗争主体涉及的边界维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策略。其中牵涉的边界类型越多元,风险等级越高,越需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政策回应机制。     

论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但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又使得我国处于"双重转型"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与实体社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千头万绪、扑朔迷离的状态。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亟须剖析网络公众参与的特征、总结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模式以及探索网络空间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构路径。     

论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观

社会网络分析近年来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有时又被称为"结构分析",但这两者之间有何内在联系?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属性是什么?目前关于社会网络分析实际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些人把它看作仅仅是一种分析技术;有些人则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观点;有的人把它看作只是一种隐喻;而有的人则把它看作是有实质内容的理论。这些不同认识的探讨,对于更准确地把握和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具有推动作用。     

高校章程与高校治理结构的重塑

高校章程是现代大学治理和自治的基础,而目前在我国的高校中,章程基本上处于缺位或者虚设的状态。高校法人地位不明确、行政职能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等等倾向,反映了高校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中较为普遍的行政化特征和权力本位色彩,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功能更好地发挥,与构建适应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不相适应。因此,重构政府管理权力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理顺高校内部的法人治理,作为依法治校制度基础的高校章程不可或缺。"章程之治"之下,我国高校行政化的痼疾或可改观。     

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步入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与国家内部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中西方风险生成的动因、结构及后果相互比较,发现中国社会风险生成的动因在于制度变迁进程中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松动,并进一步形成了传统、第一与第二现代性共同叠加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个体化、身份群体多元化与阶层固化的特征,其后果表现为社会中多重风险相互交织与对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针对风险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回应,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要侧重于本土化转向,从而为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明初乡村教化初探

元末明初社会秩序混乱 ,朱元璋面临着革元旧习和稳定民心的双重任务。为此 ,他把乡村教化作为重点 ,颁布圣谕六言 ,明礼导律 ,移风易俗 ,使乡村社会井然有序。但是 ,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治伦理措施 ,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和束缚了人们的自由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大国小农:结构性矛盾与治理的困境——以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危机,并且治理效果欠佳,反映出国家农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不足。文章认为,大国小农的结构是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户难以对接大市场,使得生态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市场激励机制失效,农民缺乏从事生态农业的动力。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户也难以对接大国家,使国家难以有效地提供公共技术服务,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导致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新时代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需要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塑农业治理结构。     

基于主权发展图示的行政行为行动逻辑

从行政学视角来分析,本质上,主权起源于社会治理。从学理上看,共同体设置主权者主要是为了提供和维护公共产品。主权和主权者是两个历时性的概念。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发展到后工业化,主权的属性将从私人属性逐渐回归其本质的公共属性,主权者也从私有属性的主体转化为公共属性的主体。行政行为的行动逻辑是行政责任结构形成、责任链条传递和责任实现的逻辑。在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行政行为的责任结构从农业社会以秩序为主导发展到工业社会以效率为主导,并在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共同体中形成以公平为主导的责任结构。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当前社会阶层问题

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由原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出现,并且对我国社会发展正产生着巨大影响力。     

“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所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文章基于各地有益的实践探索和对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解,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阐述了治理结构中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等,使治理结构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和丰富的内涵。     

论机关管理的价值目标取向

作为与广义行政管理具有密切联系的机关管理,其价值取向必然与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与农业、工业、信息社会相对应,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经历了由稳定→效率→治理服务的转变,相应的机关管理的价值目标也应经历这三个阶段和境界。当前机关管理的价值目标取向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治理理念为框架的服务社会理念。     

技术创新中的信息结构--硅谷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技术创新中的信息结构问题是理解高科技企业治理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首先从信息协调的角度出发 ,对等级制和横向协调两种最基本的治理结构和信息结构进行了效率比较。其次 ,以硅谷企业为代表 ,重点对企业的信息结构作了深入分析 ,强调了创业资本在整体意义上协调企业创新活动的信息结构及其作用。在此基础上 ,该文得出了一些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有益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