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现状与启示

在基于创新投入产出分析京津冀地区创新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方法,计算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明晰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产业利润以及政府扶持对京津冀高技术产业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发展呈波动型上升趋势,各个高技术产业间创新效率差距不大;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产业利润以及政府扶持对京津冀三地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不同影响。     

中国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随机生产前沿函数,确定合适的投入和产出指标,选取中国2008~2016年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测度中部六省绿色金融发展效率,并研究环境变量等指标对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九年来中国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前期增长速度较快,后期发展缓慢,且不同省份间差异较大;绿色金融工具在提升发展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绿色投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的效果显著,绿色保险有待进一步发展;不同省份间的财政支出、人口数量等因素会对绿色投资的生态效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基于SFA的辽宁省城市技术效率差异分析

针对辽宁经济转型的现状，采用SFA(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2002～2005年的数据计算了辽宁省14个城市的技术效率，结果表明，辽宁城市的技术效率从总体上是不断提升的，且不同地区的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呈现缩小趋势。结合各城市发展实际，分析得出技术效率的提升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同时为提升辽宁省各城市技术效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史典籍整理和网络爬虫技术对儒家文化进行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提高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和降低企业的代理问题是儒家文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儒家文化可与正式制度形成有效补充,外来文化的冲击则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需重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发挥好传统文化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治理功效。     

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绿色创新效率研究

选取2005—2014年间36个行业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在测算行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纺织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是我国的弱势行业,需要政府较大的扶持力度;行业异质性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与趋势随着异质性分类标准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可通过提高行业间的异质性程度来提高行业整体创新效率。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效率研究

对中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在2009—2012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增加研发人员的数量,中国东部地区该产业的创新效率高于中西部,并且产业开放度对其创新产出有负向影响,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产业的创新效率还具有很大提升空间。     

供给型制度变迁与制度变迁效率分析

本文探讨两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在理解中国制度变迁时的局限性以及如何判断制度变迁的效率。     

环境政策与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以造纸企业为例

理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政策的基础。在微观层面,环境政策的实施会影响污染企业的技术选择和生产效率,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这种影响制约着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在污染控制方面的力度。该文采用造纸企业的调查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分析了造纸企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在影响因素中引入COD收费率指标分析环境政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造纸行业在1999—2003年,在国家加大环境政策执行力度的背景下,取得了明显的效率改进,环境政策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这些结果为进一步改进环境政策提供了依据。     

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研究： 效率测算与FDI区位选择

创新和绿色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绿色创新效率可被视为衡量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通过测算2006—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而从省级层面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目前大部分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不高，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2）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负向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正向的拉动效应；（3）环境规制强度和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同时提高能够吸引更多FDI，环境效率和创新效率提升的合力作用明显，说明环境管制和绿色发展不能一刀切地实行“关停并转”，应当同时考虑技术创新和创新发展。这些结论启示我们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创新效率，彻底转变发展思路，加快提高自生能力。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效率评价

以2007～2009年我国的创新数据为基础,利用DEA分析方法将自主创新能力分解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能力,并在不同区域间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得出,总体上我国三种创新能力均出现不同幅度下降,其中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上升显著,而一些强势省区却在原始创新能力上出现集体下滑,在其他两种创新能力上保持了平稳发展。     

基于SFA的我国医药制造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以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模型（SFA）,客观地估计了我国医药制造行业各省市五年来总的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但效率值较低,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接近,但导致效率不高的原因大不相同。所以,国家应加强宏观调控,企业应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各区域间应相互取长补短,加强合作。     

我国农村流通产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基于2000~200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农村流通产业的技术效率,并考察了我国农村流通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流通产业存在显著的技术非效率现象,但这种非效率现象有降低的趋势,地区间农村流通产业效率差异也有逐步缩小的趋势。研究认为,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提高农村流通产业技术效率水平。     

浙江省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网络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2011-2020年的数据,以降维后的污染指数为非期望产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浙江各市总体上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优于研发阶段,城市间发展差异较大;整体TFP指数均值为1.121,其提升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对外开放、政府干预和研发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U型关系不显著。     

中国对RCEP成员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研究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市场化阶段,RCEP成员国将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增量市场。在分析中国对RCEP国家新能源汽车出口情况的基础上,选取2012~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得到中国对RCEP国家的出口效率及出口潜力。结果表明：RCEP成员国经济规模、双方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有正向影响;成员国班轮航运连接水平、政府监管质量和非关税措施等改善会促进贸易效率水平的提高;中国对RCEP各成员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效率逐年提高,但成员国之间存在异质性,与越南、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出口效率较高;中国新能源汽车贸易极具潜力的RCEP成员国市场是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经济体。     

绿色创新是西部区域创新的战略选择

西部大开发承担着西部生态重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绿色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模式,有利于推进西部区域创新,将成为西部生产力生态化促进的重要途径。     

金融中介发展对中国技术效率省际差异的影响——SFA模型的应用

大量的跨国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可以提高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从而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跨省数据的基础上,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可以测量金融中介发展对我国技术效率省际差异的具体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看,我国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的增长并不有利于我国的技术效率进步,但是从金融机构贷款的配置结构上看,提供给国有企业部门的贷款规模增长将导致技术效率下降,而提供给非国有企业部门的贷款规模增长却将促进技术效率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