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旦色的发展

在元杂剧中 ,旦色始终处于人物类型 (由“旦儿”省称 )与脚色意义 (由“正旦”省称 )混合并存的状态。“旦”的兴盛及其脚色意义的最终定型与当时“多用妓乐”这一演剧环境密切相关 ,这一演剧环境最终促成了演唱者、演唱方式、演唱内容及演唱精神的变化。其中 ,以曲辞为主一人主唱的演唱方式 ,使得正旦得以与正末分庭抗礼 ,而婚姻爱情戏的盛行则为“旦”由一色分为数色提供了可能。这不仅意味着“旦”的兴盛 ,更标志着戏剧史上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变迁。     

京剧的发展及其影响

我国的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萌芽于先秦的祭祖乐舞和民间歌舞，经过两汉百戏、六朝傀儡戏和唐代参军戏的缓慢发展，至宋金时期的杂剧才告初步形成；而元杂剧（即北戏）和温州杂剧（即南戏）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戏剧的走向成熟。在元代，北杂剧得到兴盛和繁荣；元末，北杂剧逐渐衰落，而南戏逐渐兴盛和繁荣起来。明代是传奇剧繁荣发展的时期。传奇剧是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吸取元杂剧的长处而发展起来的，是比南戏和杂剧更为成熟、更为完美的一种戏曲形式。清朝前期，传奇剧仍很繁荣，杂剧也很兴盛；至清中叶及整个近代，传奇和杂剧逐渐衰落…     

关于元杂剧产生的年代

对于元杂剧产生的年代,过去大都以较笼统的概念来表述,比如说“形成于蒙古时期”、“形成于金末元初”等。蒙古时期指1206年至1271年;金末元初更不具体,而且又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同时人们又以“过程”的观念加以解释,说元杂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逐渐成熟的。然而,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虽然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质变毕竟只是一个点,表现在时间过程中,应该是短暂的。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作一简化的描述:在一定的基础上,某一些作家和艺人,创作和演出了由一人主唱四套曲子(四折)的杂剧形式,得到了观众的承认和其他作家、艺人的效仿,元杂剧便产生了。在此前后,当然还会有一个不统一的过程,比如有些演出可能并非四折,有些程式尚未定型,等等。但无论如何,这一过程是不能够用前述那种包含了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概念来表述的,也就是说,不应该把套曲的形成、脚色的发展等等,一概归入元杂剧的产生时期。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     

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的搽旦表演与净角行当关系密切.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小说中女性形象与水浒戏搽旦的关联主要在于表现技巧与叙事态度的沿袭.但相对于戏曲中类型化的脚色表演,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朝个性化方向稍稍前进了一些.     

末泥与胡乐西来

本文通过考证指出,宋杂剧中的"末泥色"源出于西来胡乐"合生"的表演者胡人袜子,文章进而对袜子与末泥(末尼、末)之具体关系、袜子与优中之少者的关系、末泥与合生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释。以上研究表明,通过西域传入的胡人乐舞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形成曾在某些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     

王国维对宋杂剧的误解

王国维对宋杂剧的误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结构方面，王国维虽然认识到宋杂剧由艳段、正杂剧与散段三部分组成，但他误解了“正杂剧之数”，从而在论述中实际上把艳段和散段排除在了宋杂剧的具体演出之外；二、在表演体制方面，王国维忽略了杂剧“一场三段”等演出情况，误以为“一场两段”即宋杂剧的演出定制，并把它与宋代大曲一曲之中演二故事的体制进行不．适当的对应；三、在脚色方面，王国维虽然意识到参军色“不亲在搬演之列”，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仍混淆了作为教坊部色的“参军色”与作为杂剧脚色的“参军”。     

元杂剧《张生煮海》校读散记

今存《元曲选》本和《柳枝集》本中的元杂剧《张生煮海》,其最大差异,一是第三折前者由正末主唱,后者由正旦主唱,唱词却无大出入;二是为龙王做媒的,前者为石佛寺长老,而后者则为阆苑仙母。这种现象的产生,当是与当时演员的“旦末双全”及因而产生的伶工改本有关,臧晋叔只是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润而已。张生煮海的故事与《幽怪录》,《生经佛说堕珠著海中经》没有直接渊源关系。煮海故事在宋代即已流行,剧中“羊市角头砖塔胡同”当是记载北京具体胡同名称的最早文献。     

元杂剧与理学关系论略

在元代,理学与杂剧的发展、兴盛、衰微几乎是同步的;元杂剧兴盛的中心也是理学发展的基地;元杂剧中成就最突出的清官戏、婚爱戏与宋元理学的影响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因此,那种认为宋元理学是元杂剧发展的桎梏、是导致后期元杂剧衰落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试论元杂剧的演述形式

本文在王国维指出戏曲是 “代言体” 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元杂剧的演述形式。文章认为, 元杂剧大体上有六种主要的演述形式： 第一, 人物现身自述和一人主唱的形式; 第二, 借助曲白进行交流和交锋的 “对话”形式; 第三, “既做巫婆又做鬼” 的形式; 第四, “散点透视” 的演述形式; 第五, 在剧情内外游动的形式; 第六, 舞台内外互相呼应的形式。这六种演述形式是元人为了满足演述生命意识的需要和广大民众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六种演述形式的综合运用, 体现了元人关于戏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 把体验、表现和再现熔为一炉, 把观众与 “戏” 之间的审美距离调节在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状态, 把“戏”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调控到非实非虚、非有非无的境界。因而, 元杂剧是临界 “戏” 与 “非戏”之间的一种最 “自然” 的艺术形态     

《窦娥冤》与《踏摇娘》

《窦娥冤》与《踏摇娘》［韩国］金学主一、绪言关汉卿被称为元代杂剧之创始者①。其生平所作杂剧，今所知者有六十余种，今传者约十六种。今存十六种之中，男主角主唱之末本只有四种，其他都是以妇女为主角之旦本。据此可知关汉卿非常关心古代社会里被压迫、被侮辱、被轻...     

元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元杂剧的繁荣

元杂剧在创作上所展现的绚丽多采的繁荣格局,特别是有突出贡献的一批戏曲专业作家的涌现表明,当时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作家群。他们有着与此前历代文学作家截然不同的某些特点。《录鬼簿》等有关资料说明,当时大多数杂剧作家不仅是接近下层人民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在普通人民之中的社会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们在创上走的是一条走向民间与戏曲艺人结合专门致力于杂剧创作的专业道路,关汉卿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就使得他们和我国文学史上传统的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人作家的情况有所区别,也不大同于此后即明清两代以传奇戏(包括杂剧)为主要形式创作的戏曲作家(只有清初李玉、朱素臣等差可比拟)。因为我们知道,在元杂剧作家中,有的终老布素,从未仕进;有的虽曾出仕,但却“门第卑微,职位不振”①。问题的关键还在     

清代“红楼戏”在戏曲体制上的因循与新变

清代中叶,根据《红楼梦》小说进行戏曲改编是当时剧坛上的热潮之一,其成品有雅、俗两类,其中分属雅部的昆曲类则更具代表性,包括传奇和杂剧,然又以传奇居多。而明清传奇在其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格局,单就体制而言,仅在出数和出目、用曲和曲牌、脚色、开场和下场及生旦冲场等方面就有不少具体细致的规范。对于这些规范,《红楼梦》戏曲有遵守也有破之不守的,可谓因循与新变并存。     

杂剧元代分折论

元杂剧体制形式有两种:一分折,一不分折.分折是元杂剧客观存在的体制形式,有曲家著录可证,它是元杂剧的一种楷范样式,即理想化、完善化的元杂剧形式或称谓.不分折是元杂剧的另一种样式,唯一的一部元刻杂剧选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所收杂剧均不分折,不分折形式应是元杂剧原生态样式的体现.     

论元杂剧与诸杂伎艺的合离关系

元杂剧是在金季元初以金院本杂剧为母体,综合吸收诸杂伎艺而成的一种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当其成熟的艺术形态确立之后,包括院本在内的诸杂伎艺仍在传播流行,与其保持着独立、分离的并存状态,也就是说元杂剧与诸杂伎艺存在着共时的合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着元杂剧的演述方式,亦对杂剧艺人的艺术修养有重要影响。     

戏曲动作散论

观众走进剧场,自然是为了看戏。何谓“戏”？近代学界巨掌王国维先生早先的定义是：“谓台歌舞演故事也”（《戏曲考原》）。在后来的《宋元戏曲考》中,他又对此作了修正。他认为,“戏剧”至少有这样三类：一类是“古剧”,即“宋金以前杂剧院本”;另一类是“今日流传之古剧”,即他所能见到剧本的古剧（主要指金元杂剧）;再一类是“后代之戏剧”,即他所处时代流行的戏剧艺术,亦即当代戏曲。请注意该书中这样一段文字：后代之戏剧,必会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显然,从“谓台歌舞…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作家与伶人协同创作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并非传统上所说的“作家作曲、伶人作白”这种形式,元杂剧编演分工不分明,是因为元杂剧的故事间架、说白以及套曲音乐,有大量的口头程式可在表演中创作,所以不必一一写出.杂剧中曲白相生的故事说唱,最终是由伶人在口头表演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完整的元杂剧作品是由作家和伶人共同创作完成的,故元杂剧的完成式只存在于伶人的表演之中,每次表演都可谓是一次新的创作,都会有新的变异.因而,现存元杂剧剧本没有一部为作家的原作.     

以元为尚：《一笑散》文体及其宗元曲观

关于李开先《一笑散》的文体,明清以降多数著述皆以为是杂剧,但近现代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当视其为院本或者小令套数的自选集。实际上,杂剧体裁不断发展变化,明代既有谨遵元剧模式的杂剧,也有在折数、牌调、演唱等剧本形态上创新改制的杂剧。特别是在与传奇的比较语境中,短小成为杂剧的核心特征。然而,由于嘉隆时期,一折杂剧尚未盛行,李开先、王九思等人所制短剧与元剧之一本四折截然不同,其剧本的"院本"之称,意在以元剧为参照,是与元杂剧在体制上比较之后所取,此称名透露出"以元为尚"的戏曲观念。     

明代传奇现实主义简论

继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元代杂剧之后,戏曲这一文学样式和表演艺术到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萌于元代的南戏(又称“戏文”或“传奇”,下称“传奇”)的蓬勃崛起,再一次显示了戏曲强大的生命力。 杂剧进入明代以后,虽然也有创新和发展,以求生存与繁荣,但与元代相比,其势已成强弩之末了。这一方面是有外部的原因——社会的多种因素,更重要的是杂剧本身的缺陷,使得杂剧不能很好地适合社会的需要。明代传奇应运而起,杂剧只好退避三舍。传奇与杂剧相较,有着明显的特点和优势。一般地说,传奇的结构更为宏大,一本戏三、四十出甚至五、六十出,其内容更为广博,既有大量的传统题材,又有现实生活     

论“大行散乐”为“上厅行首”及其他——山西洪洞明应王庙正殿戏曲壁画题名考释

山西省洪洞县《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这一幅元代戏曲壁画,是现存研究元杂剧的珍贵文物。但是多年以来题名混乱,对此一横幅之涵义亦多谬解,莫衷一是。有鉴于此,乃作一初步考释。 一、洪洞 胡忌《宋金杂剧考》之《宋代的散乐》章称之为“山西赵城县龙王庙壁画”。书成于1957年。 刘念兹《元杂剧演出形式的几点初步看法——明应王殿元代戏剧壁画调查札记》说:“……距离洪赵县城(原来的洪洞县)西北十五公里,属洪赵县道觉乡。”文章发表于1957年,时间与胡忌文章发表时间相同,县名则不同。 《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则谓:“绘于山西赵城县(今洪洞县》附近……。”此书出版于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