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事权划分思路研究

对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言,在政府之间划分事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政府间事权关系的划分存在许多难点。从福利经济学思想出发提出的新的划分政府间事权的思路经证明有其有效性:将交叉事权交给地方政府承办,可以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目标函数一致。据此,可将政府事权划分的委托-代理模型细分为确定性事权和交叉性事权的委托-代理模型。     

法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法国的行政体制自1982年地方分权改革之后分为四个层次,即中央、大区、省和市镇。四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以《权力下放法案》为分界点,经历了中央高度集权到地方“民选民治”的转变,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法国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明显体现在法国四级政府间的税权划分上,即中央政府掌控着一些大宗的、税源稳定的税种,而剩余的小税划归地方。为了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失衡,中央政府自地方分权改革之后建立一般性补助、专项补助和税收补助等三种转移支付制度。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法国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和补充。法国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税权分配的改革实践,对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我国来说,在依法治国、政府权限分工以及转移支付立法上极具借鉴意义。     

我国政府间财权与事权问题的研究

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合理划分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出现较多问题,通过搞清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的基本问题,明确我国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划分,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最终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协调发展.     

美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美国的政府结构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三级政府在事权划分上遵从宪法主义原则,即联邦宪法明确列举联邦政府的事权范围,给予州和地方政府以保留的事权.三级政府间税权的大小则建立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税权与事权的相匹配;在税权的用税权内涵中,美国各级政府则呈现出更侧重于公共服务和管理,较少涉足基础设施建设等特点;只有在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支出的空缺时,联邦政府才会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寻求达到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均衡的目的.正是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美国政府在事权与税权的划分、用税权方面呈现出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转移立法等立法与实践,对我国平衡央地关系和地区间统筹发展,从而解决我国政府因事权与税权不匹配而反复出现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空位”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与改革思路

从事权、财权的含义入手，着力分析影响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划分的因素，在分析不同国家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模式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当前财政管理体制和事权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论民族地区的事权财权财力

实现事权、财权、财力的有机统一,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特殊事权目前界定不 清,政府组织和安排收入的财政不明,财力不足、财政困难问题仍十分突出。为此,应全面评估和规范民族地区政 府特有事权及其与上级政府的责任范围,以便确定相对自主的财权和一定程度的税收立法权和调整权。国家要建 立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基本保障民族地区履行事权所需要的基本财力需求,并逐步提 高财力供应水平。     

中央与地方政府交叉事权的委托-代理模型

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交叉事权的划分,在考虑委托、代理双方对自然状态预期不一致的情况下,引入概率约束条件代替参与约束,模型更符合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     

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间税权配置研究——由资源税博弈引发的思考

中央和地方资源税博弈表明,地方在现行税权制度安排下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占主导地位的分税制税收配置体制。这种税制划分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应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适当扩大地方税收权力,依法治税,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税权配置。     

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事权配置出现了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事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事权改革分权化与集权化并存、社会性公共服务比重增加以及公共服务事权交叉问题仍然存在等特点。从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出发,需要在总结、梳理和借鉴国际上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规律以及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新界定可操作的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事权范围,加快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明显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化。     

行政权不得推定与行政权法定的实现

行政权推定行使,已成为行政权越权、滥用的基本口实。本文从权力不得推定出发,阐明了行政权不得推定的理由依据,指出其现象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权法定,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了基本界域。     

中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研究综述

文章分析了有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研究的历史脉络,总结了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关于高校权力结构以及如何协调权力关系的主要观点。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大致可分为融合论、分立论和不对称论三种基本观点,相关研究也对现有的权力结构现状提出了协调思路,其中“去行政化”是高校权力结构调整的主流思路。      

行政权概念冲突与重新认识和确定

行政权是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对行政权的控制成为行政法治的关键,然而,由于传统行政权理论的单方性、强制性、执行性的局限,行政权概念内涵与现实行政实践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有时用传统行政权理论解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权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分析矛盾表现,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中国行政权的认识,力求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把握,并确立符合现代行政实际特点的行政权概念。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行政权威及其尺度

我国继SARS、禽流感之后又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狂犬病疫情袭击。在这些事件的应对中,政府权力行使所暴露的缺陷依然如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行政权力行使的必要性,认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必须树立民主与权威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同时,必须根据权力法定、权益保护、公共评价、比例原则和制度体系这五个因素来综合制定评判标准以明确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     

科层制与大学的二元权力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并存的二元结构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显著特征,大学的学术层次越高,二元化的特征越明显.大学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具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局限性,只有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实现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优化,才能保证大学管理的高效、科学、民主.     

税收遵从协议行政指导属性之证成

税收遵从协议作为一种新型执法方式被广为应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学界对其性质、合法性等方面的认识,争议颇多。从对现有文本的观察来看,税企双方签订税收遵从协议并不会引起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动,协议大部分内容只是对税收法律规范的重申与复写。税收遵从协议以合同为载体,实际上并不能被认定为行政合同,而只是行政指导的一种类型。同时,税收遵从协议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但必须遵循税法的基本规则,必须在税收法定主义的框架内运行,行政两造不能以协议方式变更法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论行政学术化与高校学术—行政权力关系的协调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构成了大学治理中的二元权力结构,既相互制约和补充,又相互冲突和交锋。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存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挤压,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泛化和学术权力的缺失。行政学术化遵循以学术为本位的思路,以构筑具有学术背景的学术行政管理阶层为中心,是对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尝试。     

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辨析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高校内部管理的两种主要权力，从大学属性及其学术本质讲，学术权力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大学权力结构属于行政权力主导型，多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越位和泛化，常常给学术权力带来缺失性影响。正确认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概念、内涵和性质，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回归学术权力的地位，实行学术民主管理，有助于提高大学的科学管理水平。     

行政强制权监督略论

随着国家行政权的膨胀,行政机关拥有的行政强制权范围也在扩大,有效地监控行政强制权的运行,已经成为现实的课题。对行政强制权进行监督,要准确界定行政强制权的作用范围和形式,从立法权监督、行政权自控、司法权监督等角度实施对行政强制权的监督,以期取得满意的效果。     

行政分权与行政主体多元化

行政权是行政法学中的核心概念,它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其他行政法范畴的内容。行政分权化是现代各国行政的发展趋势,与此相适应,行政主体也随之呈现多元化趋势。文章在分析行政权之发展及行政分权之兴起的基础上,对行政主体多元化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