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科技创新驱动下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驱动下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治理效率呈“东-中-西-东北”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分布,且整体治理效率有待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科技投入和创新水平对环境治理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环境投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市场化水平、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

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选择市场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选取市净率和托宾Q值两个指标对实证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和信息透明度都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前者表明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并未因外部市场化环境的改善而有所提高,后者则验证了信息市场的"次品车效应";信息透明度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而且市场化水平可以很好地解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存在由负到正的变化,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外部市场化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更能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研究结论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说明较高的外部市场化程度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保证.     

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论现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嬗变及其匡正

环境污染会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公众维护自身环境利益的诉求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应运而生。作为中国环境管理政策的重大创新,探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对于满足社会公众环境诉求,提高、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与水平,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8年中国120个城市环境信息公开评价指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Push-Pull-Mooring （PP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众环境诉求、地区环境质量、政府环境关注度以及地区法治环境从推拉两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政企关联程度以及政府财政压力作为锚力因素,会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文章从完善法治环境,推进政府—企业—公众合作共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环境信息公开、污染与居民健康

在实施"健康中国2030"战略背景下,居民健康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文章在居民健康和环境信息公开的理论框架下,阐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使用113个城市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指数和与之匹配的微观健康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健康的效应。结果显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具体作用机制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通过缓解污染物的排放,进而减少对居民健康造成的损害。但是,这种改善作用在地区层面具有差异性。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作用依赖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     

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环境治理需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在我国,加强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环境民主、纠正环境治理政府失灵现象的要求,也是促进环境网络治理、改变我国公众参与不足现状的需要。加强我国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的路径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加强环境信息的公开;大力发展环境非政府组织;加大对公众环境宣传教育的力度。     

政府透明度:概念界定与保障机制

法治政府要求公开公正,要求政府高度透明,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及政府透明度等概念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与现代社会发展相伴的政府治理、市场主体决策和人际关系等问题,都需要借助政府信息来加以解决,但政府信息公开仅是单向度的信息释放,还需要社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以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对透明政府建设状况进行评价。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制度及将第三方评价制度化等法律保障机制,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提升政府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预算软约束与纵向财政不平衡——来自新《预算法》实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将新《预算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和空间双重差分（SDID）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预算软约束对纵向财政不平衡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度对纵向财政不平衡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与直接效应相比,间接效应的动态影响更加持久。从空间特征来看,其他省份财政透明度对本省份纵向财政不平衡和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也显著为负,新《预算法》的实施效果在地理距离相近及经济距离相近的省份间都存在溢出。因此,应当多维度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财政透明度,理顺纵向财政关系,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遏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过度竞争,打破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救助幻觉,防止纵向财政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     

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一项重要类型，专项督察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较为明显，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督察结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向效应；严厉高效的压力传导机制与透明及时的信息公开机制是中央环保专项督察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整改的重要因素。     

资本市场动机、机构投资者与信息透明度

本文从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动机入手,分析了机构投资者与信息透明度的关系。研究发现:(1)当上市公司存在再融资动机时,信息透明度会显著提高;当上市公司存在规避退市动机时,信息透明度则会降低。(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信息透明度呈正向关系,表明在我国机构持股具有治理效应。(3)当上市公司存在再融资动机时,机构持股比例与信息透明度的正向关系会更加显著;但当上市公司存在规避退市动机时,机构持股比例与信息透明度的正向关系并无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正确定位和理解市场中机构投资者角色和功能,以及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环境电子治理初论——信息通讯技术、市民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跨入了信息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颠覆性影响已波及环境治理领域.在我国,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工具的环境电子治理正在形成,成为环境治理架构中的新事物.文章分析了它对环境治理现实与潜在的影响.基于政府和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根本性作用,文章以二者的互动为视角,首先介绍了我国环境电子治理的概况;随后以对国家与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门户网站的实证分析为切入点,阐明了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内涵、表现及发展趋势;随即,文章在相应案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公众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的组织化、准组织化和非组织化三种形态;最后,文章简要探析了环境电子治理可能产生的结构变革等潜在影响、尚存的发展障碍及法律可能发挥的作用.     

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媒介使用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的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回归建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新媒介（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基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政府在传统媒介平台上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着手从新媒介平台搜集公众建议以改进环境治理,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的环境热点事件制定解决方案。     

环境分权、市场分割与碳排放

目的/意义环境治理究竟应该由地方政府抑或公众执行、地方政府抑或公众环境治理效果孰优孰劣,现有文献的研究存在分歧。设计/方法将心理学中注意力理论引入环境污染治理研究中,阐释了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了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影响环境污染的机理及其效应。结论/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耦合协同和高度耦合协调之间,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耦合协调度依次递减。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两者对我国环境污染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提升有利于降低我国环境污染水平,如何提高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也是我国环境治理进程中急需解决的焦点问题。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使用2014—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为完善中小股东内外部保护制度、拓宽其参与治理渠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舆情治理质量

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舆情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质量具有改善效应;相比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数字化发展对舆情治理质量的改善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更为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质量的改善效应在数字化水平高的省份、制度环境较好但数字化水平低的省份显著,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部省份显著。研究结论为借助数字化发展改善政府舆情治理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研究

论述了京津冀地区环境问题对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以及京津冀地区环境的整体性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了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的新模式:建立跨区域环境治理专项委员会来处理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事务,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协调运转机制,构建一个整体性的环境治理网络,加强政府与私营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环境治理上的合作。同时,也要建立一个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系统,通过信息的共享来实现动态化、常态化、高效率地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运用OLS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女性环保行为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女性环保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影响显著,女性越积极参与环境活动其对政府环境治理越满意;第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为负向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媒介多元化信息需求,引导女性正确使用媒介;第三,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和政府环保治理满意度的代际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