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证据的性质探析——以与视听资料之比较为视角

所谓电子证据,是借助电子设备展现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可在诉讼中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所有证据材料。电子证据的构成内容以及表现形式决定了不应将其归入视听资料之列;同时,将其归入视听资料也不利于在诉讼中充分发挥电子证据的应有作用。电子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反映是以电子化的方式记载了人说的话及当时的情形、对物的动态展示及将文书内容声音化及图像化,并不存在与传统证据相并列的独立的特质,不应被定位为新的证据类型,而与书证的特质较为相近。     

刑事诉讼中计算机模拟证据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证据的种类规定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八大类.对计算机模拟证据并无明确规定.伴随时代飞速发展,计算机模拟证据将逐渐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计算机模拟证据进行定性,并从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方面入手对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展开具体判断很有必要.其中关联性主要强调计算机模拟证据是否与案发情形相吻合,真实性判断包括相似条件选择和实验反复程度两环节,合法性判断则涵盖取证主体合法与取证程序合法两部分.     

电子书证有关问题探讨

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证据 ,但并非所有电子技术形成的电子信息都是电子证据。电子证据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新证据种类。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的主要区别主要体现在形成方式、存在方式和载体上 ,而不在证明方式上。电子书证作为诉讼证据时 ,必须保持与形成时的电子书证一致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这三个特征。     

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及归类

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对于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独立证据说和七类电子混合证据说都有其合理之处.在持混合的七种电子证据的观点的情况下,电子证据中的"电子"须是广义的,同时必须修正现有的证据分类,因为视听资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电子证据.如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则"电子"要做狭义的解释,即其原始生成以电子计算机为必须之手段的证据才属于电子证据.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地位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这就产生了电子数据和电子证据的关系问题,进而影响了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在分析概念的基础上,从信息电子技术的角度对三者进行了重新定位,即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分别是信息电子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是模拟技术的产物,后者是数字技术的产物.由于电子证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于是,笔者主张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纳入电子证据的范畴,这样有利于构建统一的电子证据规则.     

书证的比较研究

书证作为独立的证据形式,在古今中外的诉讼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各国对书证的含义和范围、分类的方式以及认证的规则都存在着差异。通过比较,明了我国书证规定的不足,对其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

电子证据能否成为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实则为电子证据可否采用的问题,也即电子证据有无"证据资格"、"证据能力"或"证据地位"的问题。在法律没有明确认可电子证据的证据地位或明确将其划归某一类证据的情况下,宜将电子证据归为视听资料。主张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视听资料"修改为"音像、电子资料"。     

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证明研究

电子证据既存在与传统书证同样的真实性问题，即需要确认其制作者的真实性，以防伪造、捏造，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传统书证不涉及的同一性问题，即证据掉包或混入问题。电子证据同一性证明依赖于电子证据保管链的证明，电子证据保管链具有动态复合性，既涉及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链，又涉及呈述性电子数据的保管链。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链证明环节有原始电子数据的收集环节、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环节、原始电子数据的移送环节。呈述性电子数据保管链证明的环节包括呈述性电子数据发现环节和呈述性电子数据固定环节。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的证明方式主要有笔录证明和证言证明等方式。与传统证据保管链的证明不同，笔录除纸质笔录外还包括电子笔录，证言除取证人员的证言外还包括见证人的证言。此外，原始电子数据和呈述性电子数据保管链证明适用的证明方法存在差异。     

“电子数据”概念之重述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全新形态的证据种类,但是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电子数据与相近似概念仍处于混用的状态。对电子数据概念的界定,应当准确界定“电子”与“数据”的内涵,并将之与其他理论概念相区别。“电子数据”的完整概念可以表达为：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电子设备生成、存储、传输而成的,以电子形态存在的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包括模拟数据与数字数据）。电子数据与电子证据没有区分的必要,电子数据包含计算机数据与数字数据,构成种属关系。电子数据与科学证据是交叉关系,只有科学分析型的电子数据才是科学证据,因此电子数据并非一律要进行司法鉴定。     

民事诉讼证据中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探讨

视听资料在我国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它对于民事案件的审判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但其本身又具有易于伪造和篡改的缺陷。我国关于视听资料证据效力的认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为了使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能够客观、公正地了解案情，应对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的判断，并通过有效的途径赋予其证据能力，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此外，为保证定案的准确及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应对其证据力进行审查判断。     

区块链存储证据的审查判断

区块链存证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将证据运用引领到新方向。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司法解释以对区块链存储证据的效力及审查判断作出规定。相较于传统电子数据证据而言，区块链存储证据具有在技术上不可篡改和可追溯、在司法上审查方式简明和无需转化等特点。因此，区块链存储证据是比较理想的诉讼证据，理应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实务中，区块链存储证据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因为面临着诸多困境:其真实性保障技术存在漏洞、真实性保障阶段存在局限以及部分存证机构资质存在疑问等。为充分发挥区块链存储证据相较于传统电子数据证据的优势，应挖掘区块链存储证据的诉讼价值，并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包括明确真实性推定的适用、优化上链前后的审查规则以及明确区块链存储证据的鉴定制度等。     

电子证据出示的法庭保障义务研究

当事人进行诉讼,法官审理案件,其目的在于实现利益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已然确立了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由于受传统证据和司法理念的影响,对电子证据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在电子证据出示环节,法庭的保障并未跟进?具体体现在直接出示方式,无相应设备予以配合当事人出示;转化出示方式,审计信息不全,导致无效审计浪费司法资源;保全出示方式,当事人费用支出过高,造成其经济负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之处,法庭要以“利益保障”为诉讼目的,做好直接出示的便利性保障,转化出示的辅助性保障和保全出示的选择性尊重,在保障当事人 权利得以充分行使的基础上,实现案件事实“确信真实”,进而增加当事人对案件裁判的理解与认可,以提高司法权威?     

电子商务，一路走好——以电子证据为视角的认知

电子证据性质的澄清是电子商务快速、健康发展中急需跨越的法律障碍。虽然当下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在司法实务中对电子证据性质的；位确认定依然紧迫。而为实现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的自然磨合和无缝接轨，则应该在传统证据法律框架下谋求电子证据性质的界定，电子证据应是传统证据形式的电子化。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证据的获取成为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所在,由于境内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容易造成跨境电子证据收集规则的不一,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协助难度加大.利用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等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方式可能会涉及侵犯他国的网络数据主权与国家主权,以及采取强制数据披露制度会使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可能性增大等问题均给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带来了挑战.因此,需要在坚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主的取证方式下、在各国的不同立法中寻求达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平衡;设立不同的适用条件对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进行规制,以维护各国的网络数据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加强全球数据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完善数据披露制度,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数据侦查对司法活动中数据的发现、提取、追踪、储存、研判和应用,开辟了侦查模式的新纪元.文章从多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即全面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特征与价值,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的博弈在法律上很难认定、大数据预测在因果推理中带来的困惑、大数据分析结论在证据形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传统侦查思维模式的阻挠和缺乏复合型司法侦查人才等问题.同时,对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原则问题以及完善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