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空间效应——基于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准确把握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是科学制定有效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正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俱乐部”效应,大部分地级市表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直接、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环境规制不仅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而且还能产生更大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基于此,提出相应可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及其应用

金融行业集聚不仅能对本地区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同时通过空间效应传递也能对其他区域产生间接作用。经济新常态下,四川省金融与经济环境呈现出新的状态和变化。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变化对四川省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挖掘新环境下金融行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探究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研究构建不同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金融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新常态下四川省各市州银行业集聚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证券业保险业集聚及金融从业人员集聚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四川省金融行业各集聚变量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在不同空间维度上具有差异性,并存在明显的地域竞争和距离衰减现象。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生态效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的情形下,生态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采用2001-2015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模型测算各地的生态效率,进而以生态效率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为解释变量,建立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将空间效应分解为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地方财政自由度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本地区生态效率的提升,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存在,生态效率建设存在“以邻为壑”的局面.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

我国31个省市区1997-2018年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呈现"U"型,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性,农业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我国非粮食主产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高于全国水平;粮食主产区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但农业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为负,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实施差异化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等政策措施.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199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构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使用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两因素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中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前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空间溢出,后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空间负溢出;（2）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同时受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速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经济集聚、空间溢出与农民增收

运用1998—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测度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下,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存在低水平聚集的现象。控制工业化率、资本劳动比以及人均农业总产值等变量,邻接权重和经济权重下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在区域内部、区域间及总溢出效应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需谨防工业化虹吸效应的不利影响,中西部地区需保障区域内部合理的经济结构比例、降低技术外溢的区域间距离。     

环境分权与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选取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在厘清环境分权影响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分权对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显著抑制了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在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环境分权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进而对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表现出负向效应,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行政权责的下放显著促进了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提升,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则不利于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提高。此外,环境分权的作用效果还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环境分权在东部地区对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表现出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抑制效应,而在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探索了环境分权影响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机制黑箱,以期为政府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责,制定差异化环境分权策略以及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产业升级——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

环境规制强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产业升级,现有文献的研究存在分歧。文章首先从波特假说和壁垒效应两个维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如下：静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并不利于长江经济带产业的转型升级;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直接效应及其空间滞后项系数在各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本辖区及邻近区域环境规制的提升都会一定程度抑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忽略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将会导致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过高估计;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禀赋和政府干预均会不同程度地抑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型升级。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并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BM和共同前沿模型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生产技术差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研究环境规制在促进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积极影响,但当其超过合理阈值时将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趋势。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遮掩效应更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增加,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     

公众参与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公众参与对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在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公众参与会推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加大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进而间接影响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在区域视角下,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环境问题治理难度低,故公众参与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发挥的作用比发达地区更明显;此外,公众参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的公众参与不仅能对本地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发挥正向作用,同时这种正向作用又能辐射到周边地区。因此,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能够弥补正式环境规制的不足,本研究对减污降碳治理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及效应研究

采用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法分析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电力消费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变量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作用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技术创新这一间接路径影响生态效率;(2)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性,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由显著的负效用变化到不显著的负效用,甚至演变为1％显著水平下的正向效用;(3)以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作用效应呈倒"U"型;(4)以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影响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和提升机制

利用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度2000年以来30个省（市）跨期可比的生态效率,考察其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各类因素影响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区域生态效率呈空间集聚态势,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专利授权总数和资本劳动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均具有积极的直接效应,且对邻近区域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的各类效应均不显著,以原燃料和动力价格指数代表的价格机制、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占比反而对本地生态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以生态效率为核心建立区域考核约束机制,在提升城镇化质量、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优化创新投入结构等的同时,还需重视各类机制和结构的协同创新,进行系统化设计和差异化改革。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FDI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至2016年地区面板数据集,探讨了FDI对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并通过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非参数Bootstrap抽样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作为中介变量确实影响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但FDI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异质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则并不显著。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丰富环境规制的“工具箱”,又要积极稳妥推进内陆地区进一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