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融合及影响

文章以"网络空间"为研究对象,借鉴相关"空间"理论,从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人化两方面描述了公私领域的融合现象.从网络空间中主体的自由切换性、"秀时代"个人空间的开放性、网络技术等三方面探讨了公私领域融合的动因,指出网络空间中公私领域融合的现实影响.     

论网络政府的转型——基于网络空间膨胀的中国视角

网络政治学首先介入的研究对象就是网络空间。在当代中国,网络公共空间成为信息交流、公民批判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公共领域,而网络空间中安全、秩序等问题的出现也成为当代网络政治学必须持续关注的命题;同时在网络空间膨胀过程中,网络空间秩序和网络空间倒逼带来的公共舆论与公共安全治理困境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困扰网络空间发展和网络政府发展。网络空间治理必须同时解决网络空间中的政府治理问题与网络政府治理中的网络空间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空间发展与网络政府转型的双重目标。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网络时代的微博问政

网络是科技发展和知识交融的智慧结晶,是人类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虚拟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对接平台,也是国家公共治理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作为当下公共生活的重要元素和载体,网络引领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不断促推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空间的公共化.而微博的出现则加速网络公共领域的衍生与扩张,根本性地改变着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结果和目的.随着政务微博的涌现和公共议程的设置,网络民主的生产和再生产正在改善着国家治理的结构与进程,微博行政考验着政府官员的执政情商和治理能力,或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微博问政方式将成为新的政治增长点.     

自由与责任:网络空间伦理诉求及其实现策略

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鸡犬相闻”的地球村,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了社会发展;同时,他又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并明确提出了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等要求.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和交互性,既给人们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和舞台,又对人们的道德要求和责任担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为主体网络信息的自由表达有其必要的边界和限度,网络行为中的责任担当对规范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有序发展存在着积极的应然价值,自由与责任构建了网络空间最基本的伦理诉求.     

中国虚拟公共空间的内在逻辑:五重效应

网络时代语境中的网络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笔下"公共领域"的延伸,但转型时期我国"网络公共空间"并不符合哈氏公共领域理想类型,处于"次公共领域"或"半公共领域"状态。五重效应构成透析我国网络公共空间的五维向度:蝴蝶效应、破窗效应、"匿名制服"效应、"沉默螺旋"效应与"群体极化"效应。"网络公共空间"一系列要素:话语、监督、理性、法治、监管,只有在"网络理性"精神下融为有机制衡整体,网络空间才能逐渐接近"公共领域"状态。     

资产-空间-权力：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的“结构化”逻辑——基于成都市Q社区的分析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社区空间生产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治理现代化方向。然而,部分社区的治理并未形成社区空间、公共资产和生活权力相互促进的良性结构,导致治理失败。通过建构“资产-空间-权力”三维“空间结构化”的理论框架,解释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从“结构性二元”到“结构化二重”的逻辑演变,可以看出其失败原因。成都市Q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空间生产的成功案例,其空间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演变体现出资产增殖对空间表象的符号性生产,空间再生对空间实践的赋权性表达和权力共享对表征性空间的能动性反思的“结构化”逻辑。这要求社区治理中的空间生产需要实现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进行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空间实践,建构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人民权力。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场所,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关键是要抛弃自我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重新建立交往理性.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逐渐瓦解,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构建主体性,使网络交往行为更加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     

网络空间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若干重要问题探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空间与社会空间共同构成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域.如何在网络空间中有效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当前的紧要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虚拟与现实、事实与价值、自由与规范这三对最为核心的关系:“虚拟与现实关系”要求重视虚拟实践的重要地位、发扬其积极因素、规避其消极因素;“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启示在于网络空间是事实与价值并存的空间,应用主旋律和正能量去占据;“自由与规范关系”的要义在于既要注重网络空间的自由性,更要重视其规范性.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助于把握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特点、机制与规律,有助于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