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物权编》评析及法教义学的展开

《民法典》已经生效,接下来的民法学研究亦须相应地进行转型,即从立法论转向法教义学研究。一方面通过解释法律使其能够很好地得以适用,另一方面须透过法律续造推动法典的再完善。民法教义学的起点是对于法典文本自身的正确解读,从宏观上对于民法典的创新与存在的问题进行认识应当是第一步。《民法典·物权编》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体系结构上存在重大创新,而且在具体制度方面亦有诸多进步,主要包括增加了居住权、构建了集体土地“三权分置”的模式、增加了添附制度、完善了担保物权制度等。当然《民法典·物权编》亦存在时而抽象过度、时而抽象不足、用益物权类型相对贫乏、物权变动模式过于复杂且缺乏逻辑一贯性、具体制度缺失等需要进一步通过法学方法论予以解释和续造之方式加以进一步完善。     

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属于刑法的规制范围吗?——兼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对《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两个侵犯野生动物犯罪之犯罪对象"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阐释,应当遵循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坚持严格解释的立场。从文理解释看,只有具备野生性特征的动物才是野生动物;从文本用语看,相关规范均明确区分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目的解释看,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的保护目的不同;从比较解释看,国外普遍对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分别立法。因此,立足于法教义学,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不属于刑法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教义学分析——以《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为分析对象

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带来的红利和风险并存,传统刑法理论已疲于应对互联网时代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从消极的一般预防到积极的一般预防的转型。该罪的立法性质既非量刑规则也非帮助行为正犯化,更不是不作为犯,而是为弥补传统帮助犯不足的补充性立法,体现的是积极主义刑法观“严而不厉”的思想。有必要合理确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传统帮助犯之间的界限,为此应当采取类型化的方法对各种情形逐一进行讨论。为厘清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应当合理划定被容许风险的边界。     

《食品安全法》中刑事责任条款的设定——以附属刑法为研究视角

<食品安全法>是我国最近在讨论制定的一部重要经济法律.在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的设定上,立法者应该放弃以往"大而全"的刑法典模式,尝试在<食品安全法>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实现中国刑事立法模式的一个新转变.     

个人信息概念的法教义学分析——以《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为中心

从个人信息的称谓看,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资料)概念可以等同,而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之间存在较大区别.《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采用个人信息的称谓,并以“识别型”及“概括列举型”的立法模式定义个人信息.对这一定义亦应作广义解释.具体而言,个人信息具有“识别”与“记录”两个要素.其中,“识别”属于实质要素,需结合识别的判断基准、信息相关性、识别可能性三个方面予以判断.而“记录”属于形式要素,没有记录在载体之中的信息不是个人信息.     

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条款的解释论展开——以《环境保护法》第10条第1款为中心

在环境管理的横向关系上,“统一监督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职能分工构成我国环境保护监管体制的制度基础。考察“统一监督管理”条款的脉络,回顾其内在演进逻辑,在解释论视角下明辨其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可知该条款存在规范用语模糊、内部规则冲突、适用功能失位等弊病。为实现统管条款职责的充分履行,可将该条款释义至业务指导、综合协调、同级监督三个向度,并通过明确“统一监督管理”职责的履行程序、保障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执法能力、搭建统管条款下的部门履职问责机制等措施,强化该条款中职责履行的施策方向。     

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评介——以《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附件六为中心

历时13年谈判之久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附件六即《责任附件》终于在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获得通过,该附件是规定南极地区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一个专门国际文件。附件以在南极条约地区开展活动引起环境突发事件时采取反应行动和不采取时承担的责任为中心,形成了有该条约特色的责任制度,另外还对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作出了规定,该附件还涵盖了一系列合理的减小环境损害的措施如预防事故发生的预防措施、应急计划等。责任附件虽然是南极条约协商国对南极环境保护上的又一个成果,但是囿于南极环境的特殊性和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它的生效以及真正发挥对南极环境保护的应有作用还需假以时日。     

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为研究中心

《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是黑格尔耶拿早期批判怀疑主义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一方面,通过论述古代怀疑主义与舒尔策的怀疑主义之区别,来阐明舒尔策怀疑主义的困境与古代怀疑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申出“真正的怀疑主义”的内涵,即它本质上被视为通向真正哲学的一个过渡阶段,并且最终所关涉的是澄清“真正的怀疑主义”在黑格尔最初的哲学开端以及整个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因此,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并具有积极意义,即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生成过程中扮演着解构性与建构性的双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黑格尔与怀疑主义的关系视为黑格尔整个思想发展的索引。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从行动者中心的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看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我国台湾地区《性别工作平等法》为例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会涉及多个行动者,采用行动者中心的制度主义框架来分析我国台湾地区《性别工作平等法》的制定过程,可以认为行动者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采取行动,不同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会建构出新的制度环境。本研究将与此法案有关的行动者分解为妇女组织、政府立法部门以及企业团体,呈现了各方行动者的博弈过程,并指出政策本身对权力与资源的分配程度有可能是影响政策是否通过的重要因素。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论公司财产独立的价值及其法律维护——以公司资本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变革取向为中心

公司财产独立作为公司的法律人格要素,构成了公司独立责任的依据与物质基础,并据以维护交易安全。公司财产独立主要借助于公司资本制度及其相关规范实现,这也构成了公司资本制度存在及变革的内在逻辑。但公司资本及财产独立均具有制度价值上的局限性,因而必须反思公司资本制度及相关规范的合理性,缓和传统公司法僵化的资本制度。这就要求健全公司财产独立的保障性制度体系,借助于公司意思独立的保障性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公司财产独立的虚化。     

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辩证法与思辨之关系的最终规定——以《小逻辑》第78-82小节为中心

依据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一部分：逻辑学》(《小逻辑》)中的相关论述,通过对逻辑真实体的三个环节的考察,澄清“知性(知性的肯定)—怀疑主义(知性的否定/知性的辩证法)—辩证(理性的否定方面/否定的辩证法)—思辨[理性的肯定(否定之否定)方面/肯定的辩证法]”的结构和四者之间过渡的必然性。由此,怀疑主义、辩证法与思辨之间的关系的最终规定得以阐明：知性自身误解着地运用辩证法时,就形成了怀疑主义,并且辩证法本质上是属于理性的,与此同时,黑格尔为了区分否定的辩证法和肯定的辩证法,他在这里更多的是把“辩证(的环节)”作为否定的辩证法(否定的理性)来运用,并用“思辨(的环节)”这一概念代替了肯定的辩证法(肯定的理性)。     

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以江户时代的《对策则》为中心

作为东亚科举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在平安时代曾推行中国式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在江户时代亦曾施行以"学问吟味"为名称的考试选才制度。日本学者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一书,最为直接地呈现了"江户版的科举制度"的存在。无论是选拔人才的目的、推行考试的程式还是录取之后的任用,这一制度皆以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策则》具有古典文献学式的"对话"功能,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论证"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历史事实,也可以为"科举学"向跨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文献佐证。     

努尔哈赤时期的民事法律制度考析——以《满文老档》为中心展开的研究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女真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原有的女真习惯法已不能调整当时的民事法律关系。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通过颁布谕令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汉族传统法律的基础上,对女真习惯法予以改良,取得了比较积极的作用。通过考析努尔哈赤时期的民事法律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汉族传统法律逐渐融合的过程。     

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逻辑起点及其诠释范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本学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视域”、“中国传承文化视域”以及“现实的社会实践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构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本解读语境中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行深入的文本学解读可以发现,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中内蕴着一种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范式即实践诠释范式。     

行政学美国化:理论支点及其引发的批评与启示——为纪念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发表120周年而作

西方行政学不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它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伍德罗.威尔逊最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使行政学美国化。其理论支点之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虽然它经受了美国行政学一百多年演变的批判与挑战,公共行政存在着"管理主义"偏离"政治"和"宪政主义"走向"政治"的两种倾向,但仍然不能否定它在行政学成为相对独立学科起始点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受其启示,政治与行政的分而不离、和谐统一,应当成为行政学中国化历史过程中的理论支点。     

爱德华·苏贾正义理论空间化重构的三重维度及其逻辑展开——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中心的考察

爱德华·苏贾对正义理论的空间化重构围绕三重维度展开：立足“社会-空间辩证法”推进对正义理论“空间缺场”的考察,反思其社会性、历史性与空间性的三元本性,实现正义理论框架的重构与空间正义的构建;聚焦资本主义都市重建过程中资本积累的空间实现、社会支配权力的扩张和权利的剥夺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等问题,推进正义理论重心与问题域的转换;通过激进的空间实践、边缘群体的集体行动与都市社会运动的开展,推进正义由知识到行动、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与现实展开。苏贾正义空间化重构不仅开创了正义新的叙事方法,而且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分配正义的空间正义理论框架,对于正义理论的重建及其当代应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事故赔偿责任所体现的公平法律精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出台,解决了我国有关交通法律法规粗放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第76条,明确了道路交通中的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是根据当事人的不同性质来认定的,其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以《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为中心

以事后救济为主的环境公益诉讼并不能完全实现原环境的恢复,环境议题从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的转捩,促就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因应。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是通过诉讼程序落实风险管控的公法责任以发挥法院的环境规制作用,并弥补行政规制的不足。但既有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则过于模糊,存在适用盲点,亟需梳理内在规范构造。具体而言,以重大风险为启动前提,但应从“质”与“量”二维标准加以界定;以污染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为审查对象,但应着力于以行为为主附带结果的审查标准;以公共利益为保护对象,但应区分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实质内涵和顺位选择;以法律规定的机关与组织为诉讼主体,但应授予公民原告资格并肯定行政机关的独立参与人身份。除此之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风险交流有助于推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进程,未来制度改革上应致力于商谈主义司法的形塑,通过强化法院职权以敦促风险交流的充分展开,最终促进法院环境规制权能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