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电子数据跨境取证管辖问题研究

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模式目前主要有数据存储地模式和数据控制者模式,若两种模式不加改变,单一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皆存在种种不足.现从技术角度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进行划分,确立"物理层"之上作为网络空间的取证管辖领域;以属人管辖为理论基础,采用网络用户及其行为作为判断取证对象的基准,确立网络最小管辖单位;在明确取证边界与取证对象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确立"数据存储地管辖模式为主,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为辅"的取证管辖模式,对于维护网络空间主权、消除单边取证风险、制衡数据大国长臂管辖具有重要的意义.     

电子数据冻结：一种新兴的证据保全措施

电子数据冻结作为一种新兴侦查措施,实现了由“财产型冻结”向“证据型冻结”的扩展,这不仅意味着冻结措施适用对象的重大变革,也带来价值功能、法律性质、具体制度等方面的巨大转型。电子数据冻结属于侦查措施而不是技术措施,它是否属于强制性侦查措施,需要结合电子数据类型予以具体分析。电子数据冻结作为证据型保全措施,与财产冻结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冻结期限等方面有较大差异。电子数据冻结会对第三方主体正常经营活动产生消极影响,其适用顺位具有置后性,仅在无法适用扣押、封存来保全电子数据时才可以适用。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电子数据冻结制度,但仍然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证据的获取成为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所在,由于境内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容易造成跨境电子证据收集规则的不一,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协助难度加大.利用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等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方式可能会涉及侵犯他国的网络数据主权与国家主权,以及采取强制数据披露制度会使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可能性增大等问题均给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带来了挑战.因此,需要在坚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主的取证方式下、在各国的不同立法中寻求达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平衡;设立不同的适用条件对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进行规制,以维护各国的网络数据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加强全球数据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完善数据披露制度,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证明研究

电子证据既存在与传统书证同样的真实性问题,即需要确认其制作者的真实性,以防伪造、捏造,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传统书证不涉及的同一性问题,即证据掉包或混入问题。电子证据同一性证明依赖于电子证据保管链的证明,电子证据保管链具有动态复合性,既涉及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链,又涉及呈述性电子数据的保管链。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链证明环节有原始电子数据的收集环节、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环节、原始电子数据的移送环节。呈述性电子数据保管链证明的环节包括呈述性电子数据发现环节和呈述性电子数据固定环节。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的证明方式主要有笔录证明和证言证明等方式。与传统证据保管链的证明不同,笔录除纸质笔录外还包括电子笔录,证言除取证人员的证言外还包括见证人的证言。此外,原始电子数据和呈述性电子数据保管链证明适用的证明方法存在差异。     

职务犯罪调查中电子数据取证程序的完善

在大数据背景下,电子数据逐渐成为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依据.然而,目前对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规定还不完善,存在取证主体资格不明、取证措施粗疏、监督程序缺失等问题,不利于准确查明职务犯罪行为,更不利于保护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因此,职务犯罪调查中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专业性原则以及比例原则,明确电子数据取证主体的资格与取证权限,细化电子数据取证措施,完善电子数据取证的监督程序,进而实现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的重要价值.     

电子数据分类研究

对电子数据进行分类应当考虑电子数据取证实务的需要,据此可以把电子数据分为十二类,其中六种为已有分类,六种为新增分类。新增分类包括存储介质电子数据、电磁辐射数据、线路电子数据;易失性数据、非易失性数据;加密电子数据、非加密电子数据;应用层电子数据、表示层电子数据、会话层电子数据等网络分层数据;看得见的数据、看不见的数据;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牌系统信息、即时通信数据、电子签名、电子数据交换、日志、微博。     

电子数据原件问题研究

由于电子数据本身的特性,在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场合,存在原件障碍问题;完整性保证说、复式原件说、结合打印说、分层说均不能完美解决电子数据的原件障碍问题;为有效解决电子数据的原件问题,应引入一种新的关于电子数据原件规则的理论——认证说,即在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场合,无论其是原件还是复制件,只有通过认证才能获得原件价值。     

“电子数据”概念之重述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全新形态的证据种类,但是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电子数据与相近似概念仍处于混用的状态。对电子数据概念的界定,应当准确界定“电子”与“数据”的内涵,并将之与其他理论概念相区别。“电子数据”的完整概念可以表达为：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电子设备生成、存储、传输而成的,以电子形态存在的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包括模拟数据与数字数据）。电子数据与电子证据没有区分的必要,电子数据包含计算机数据与数字数据,构成种属关系。电子数据与科学证据是交叉关系,只有科学分析型的电子数据才是科学证据,因此电子数据并非一律要进行司法鉴定。     

智能汽车取证的法律规制研究

智能汽车取证是指取证人员采用技术手段对其存储介质中保存的车辆行驶及外部环境等数据进行检查和分析,并最终形成证据的过程?智能汽车取证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外部环境依赖性和技术协助必要性的特点?目前智能汽车取证法律制度以及技术标准的缺失,导致其在实践中往往被忽视?智能汽车取证的法律规制,一方面,应通过强化取证意识、改进勘验与协助制度、规范移送与展示制度以及制定不一致数据采用规范,来打通法律上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取证程序规范以及取证工具评估标准,来促进技术上的规范,最终实现智能汽车数据在司法中可被作为证据使用。     

试论我国侦查行为正当性的构建

侦查行为是国家侦查权力运行的具体表现,侦查权的运行在我国具有极强的行政性特征,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浓厚的强制性、行政性色彩,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强制性行政调查活动而非司法性行为。侦查行为的非正当实施,常常侵害到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财产所有等多方面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何更好地发挥侦查行为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实现侦查行为的正当性,充分发挥侦查行为的正向作用是探讨的核心问题。     

论电子政务环境下网络隐私权保护及立法对策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应用日益普及,电子政务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借助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收集、储存、使用和传播大量个人数据,若利用不当则极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通过对电子政务环境下网络隐私权侵权行为的分析,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子政务中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数据侦查对司法活动中数据的发现、提取、追踪、储存、研判和应用,开辟了侦查模式的新纪元.文章从多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即全面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特征与价值,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的博弈在法律上很难认定、大数据预测在因果推理中带来的困惑、大数据分析结论在证据形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传统侦查思维模式的阻挠和缺乏复合型司法侦查人才等问题.同时,对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原则问题以及完善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措施等.     

乌梁素海鱼类寄生虫调查初步报告

本文首次报道了乌梁素海鱼类寄生虫13种,隶属8目11科11属.对乌梁素海鱼类寄生虫的区系组成有了初步了解,为今后鱼病的防治提供了依据和建议.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地位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这就产生了电子数据和电子证据的关系问题,进而影响了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在分析概念的基础上,从信息电子技术的角度对三者进行了重新定位,即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分别是信息电子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是模拟技术的产物,后者是数字技术的产物.由于电子证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于是,笔者主张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纳入电子证据的范畴,这样有利于构建统一的电子证据规则.     

侦查构造视野中的强制措施问题探讨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对强制措施性质的把握是深入研究强制措施制度的基础。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应当从转变强制措施的性质入手,确立人权保障优先的理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