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国家工业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假设,采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38个主要国家1996-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提升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制度质量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工业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有正向影响,但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制度质量更加敏感;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交互作用也可以促进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度质量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品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外,随时间的推移,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逐渐增强的态势,制度质量对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逐渐由负转正。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双重差分法,以我国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外生事实为准自然实验,全面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高创新成功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所有制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而明显提高,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力不明显;从不同地区来看,沿海地区企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而内陆地区企业则无明显影响效应;从不同行业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激励作用,而对中低技术行业存在抑制作用。     

制度质量是否促进了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全球柑橘贸易的证据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提高制度质量对于我国农业深度参与全球农业分工与合作、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结构引力模型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探究制度质量对不同附加值柑橘产品出口影响的异质性以及对柑橘产品出口结构的调整效应。结果表明：总体制度质量对中、高附加值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低附加值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抑制作用;腐败控制、政府效率和法治程度对柑橘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制度距离对所有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抑制作用。另外,制度质量对低制度质量经济体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且对出口结构具有调节效应,促进了柑橘产品出口由“低端”向“高端”升级。由此认为,新发展格局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17年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存在异质性,互联网对高收入国家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大;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还能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和激励研发创新两种间接效应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作用。此外,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还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文章最后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有益的思路。     

全球价值链嵌入、本土技术发展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在测算2000—2013年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基础上，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及其与技术发展的互动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比复杂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结论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高会从规模、创新和应用三个方面减弱技术发展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这反映出相对于融入全球价值链所面临的技术快速提升的需求，国内技术发展的支撑力不足，同时本土技术发展也会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是国内对国际技术升级替代作用的表现。     

制度质量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分析

该文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作为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制度质量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治和法律三类制度均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投入要素区分制造业的回归结果显示,三类制度与金砖国家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价值链地位提升显著正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10%分位点上综合制度质量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为负,其他四个分位点上影响为正。此外,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对金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也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因此,金砖各国需进一步完善制度质量水平,努力提升制度环境,并加大生产要素投入,为各国制造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发展研究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联结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属于知识与服务密集型较为高端的部分,其发展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有着重要作用.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容易随之出现周期性波动,且目前以中低技术复杂度的出口为主.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分别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仍处于成长期,在全球贸易中处于中低端地位,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对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卢森堡、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印度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证实了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键在于激发企业创新能力、营造持续平稳增长的经济环境以及提高人力资本积累.     

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出口复杂度反映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体现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与竞争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工业品的出口复杂度得到了提升。采用剔除加工贸易数额后数据测算出近十年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水平,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计算各相关因素与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相关程度。得出结论: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增长对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作用小一些。因此,提高信息化水平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有效途径。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基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比较

通过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议题。在RCEP协定的进一步推动下，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作为制造业亟待升级的发展中国家，应抓住机遇，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助推制造业攀升价值链。分析比较2005—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发展现状，基于Hausman“两步法”测算，比较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同时通过对竞争力指数的测算，分析双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优劣势，并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升级制造业的具体路径。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总体竞争力的提高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不同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分部门的竞争力提升对其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不同。     

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

通过建立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内生技术进步模型,论证了金融发展同人力资本、技术差距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一同促进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基于Hausmann模型,剔除加工贸易型进口产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采用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国家、区域和产业3个层面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是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不同金融发展度量指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金融效率和区域信贷期限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更为显著;金融发展对不同区域和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和高技术产业由区域金融效率推动,西部地区和低技术产业由区域金融规模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对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着力提高区域金融效率;优化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规模;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我国省际细分的出口产品数据,结合熵指数、出口复杂度指数度量我国31个省份的出口多样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建立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我国出口多样化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但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均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制造业上游垄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

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探究了制造业上游垄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控制内生性和改变测度方法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上游垄断对混合贸易企业、本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此外,技术创新、企业进入退出是制造业上游垄断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过程中要重视上游行业市场化改革,打破制造业上游垄断,助力"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采用2009-2019年省域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行业差异。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东部至西部递增;相对于高端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影响更大;五大行业⁽(1))中,仅“医药”“电子”和“计算机”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行业差异明显。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完善国家顶层设计。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多维影响：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我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总量、结构和质量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显著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分地区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抑制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则具有促进效应,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及就业质量的影响在所有地区均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建议,中国应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及产业转型的就业预警监测体系,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拓展就业空间,加大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力度以优化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     

休闲农业与城镇化模式创新探究

城镇化受体制、经济、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种因素制约,城镇化模式与进程因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转型期中国推行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的以工业化牵引的农村青壮年农民为主体的城镇化模式,缺乏农业现代化支撑和制度体系保障,城镇化质量不高、可持续性差。休闲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和发展方向,具有提升农业经济、融合城乡社会和传承农耕文化三大功能,有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化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最终达成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目标。     

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视角——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解释

理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这一战略目标转变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厘清经济发展新格局的理论逻辑。以产品空间理论为基础，从微观的产品层面出发，通过对1995年至2018年间中国产品空间变化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是通过产品升级引起产品空间密度增加，从而使得产品复杂度得以提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得以实现，最终增加经济复杂度的动态过程。因此，产品升级所引致的经济复杂度的提升本质上是经济结构优化的综合呈现，是数量与质量的高度统一，是从微观基础到宏观经济现象的新诠释。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

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为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基于2000—2007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获得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为准自然冲击,通过倍差法实证模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并对倍差法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作用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影响机制,划分贸易方式、企业类型和企业出口行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以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渠道,在加工贸易企业上的表现明显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存续企业上的表现也十分显著。为争取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国家需要做好长期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的,加快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多边贸易体制; 企业需要聚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快促进数字化转型,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法制建设、制度环境与出口贸易——基于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劳动力快速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贸易出口的平稳增长与结构转型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问题。在贸易伙伴国(地区)制度环境异质性条件下,基于1992—2013年中国对172个国家(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不同的法制建设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行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当前的法制建设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继续提升法制建设水平和制度环境质量,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贸易出口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