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何以可能？——以约翰·密尔为中心的考察

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功利主义通常被认为在正义这一领域内遭遇了困境。随着关于约翰·密尔修正解释的兴起,密尔的正义理论被认为可以走出这一困境。在密尔那里,功利原理并不是一种狭隘的道德原理,而是作为整体生活技艺的第一原理。与生活技艺相对应,密尔提出了生活技艺得以实现之基础的性格学。性格学主要关心如何培育人的自主性,自主性成为密尔规定功利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同时,密尔将权利视为正义区别于其他道德技艺的关键要素。权利被密尔重新定义为对人而言最为重要的功利,而自主性就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性功利。结合密尔对功利原理和正义的讨论,自主性成了搭建功利与权利之间的概念桥梁,一种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得以可能。     

都市文化与空间正义——以亭子间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空间正义是都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旨归的上海亭子间文化一度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代名词,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历史性互动的产物。亭子间的文化飞地特质兼具包容性和异质性,孕育出了独特的都市青年亚文化———"薄海民文化"。货币、出版和身体的解放力量在文学空间聚合,空间正义成为文学实践无意识层面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亭子间亚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演进历程则折射出一种更为深刻的空间权力的转移。     

西方传统政治正义模式的历史建构

从理论上来看,政治正义模式有"政治价值正义模式"和"政治形式正义模式"两大类.西方传统政治正义模式的历史建构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社会个体价值"自然法定的政治价值正义模式阶段,"民众意愿'广场式'直接实现"的政治形式正义模式阶段,"民众意愿'共和式'间接实现"的政治形式正义模式阶段,"民众政治生活'双重式'二元实现"的政治形式正义模式阶段.     

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福斯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符合生态学需要的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前提,提出了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联盟的方案.他认为,阶级斗争的角度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福斯特关于生态正义理论的理论努力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带有全球性质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超越正义何以可能——阿格妮丝·赫勒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误读

赫勒在《超越正义》中提出了超越正义、回归良善生活的构想,界划了三种正义概念:形式的正义概念、伦理的正义概念和政治的正义概念。形式的正义概念必因其内在的矛盾而走向悖论,伦理的正义概念正当补充;现代性的悖论必然会令静态正义走向动态正义;历史哲学的解体势必导致不完备的正义概念取代完备的正义概念。赫勒严重误读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认为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存在四点"硬伤":过于倚重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缺乏伦理的正义概念;根植于"绝对自由"这一错误假设;将形式的正义概念视为唯一合理的正义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苦难的神正论"。在超越正义这个问题上,赫勒一方面将"超越正义的社会"和"超越正义"混为一谈,另一方面陷入了抽象的主观道德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中探讨正义问题,其超越正义的构想具有双重内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论家事司法正义——以家事司法实体正义为视角

不同于普通民事司法正义,家事司法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正义.家事司法正义特殊性的根源在于家事司法价值的特殊性以及家庭法上的家事正义的特殊性.家事司法正义具有特殊的考量因素,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在满足当事人多元利益需求基础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家事争议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基本考量因素;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是家事司法正义的首要考量因素;维护家庭和谐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应有考量因素.在家事司法过程中,为实现家事司法正义,我国有必要利用家事诉讼、家事调解、婚姻家庭咨询、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四种机制处理家事案件.     

非虚构写作的层次结构：从问题意识到正义精神——以梁鸿和乔叶的相关作品为考察中心

非虚构写作在当代文坛被讨论,并且成为文学批评与创作领域的热点,是作家、读者和现代传媒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目前学界对非虚构写作这样一种新的文学实践还存在诸多争议,透过争议进入文学作品本身,我们会发现非虚构写作都内蕴着相似的逻辑规律,即从问题意识切入到实现对正义精神的最终追求,问题意识和正义精神构成了我们理解非虚构作品的两个重要维度,也凸显出非虚构写作中的层次结构。其中,梁鸿和乔叶在对乡土世界的非虚构叙述中,同样凸显出了这样的一条逻辑规律,从她们的作品里我们也看到了非虚构写作未来的多种可能性。     

民族认同的危机与文学建构—以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小说为考察中心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成为突出问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汉族文化和文学的话语压力;现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挑战;全球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威胁.面对这一危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表现出了积极地建构民族认同的姿态和策略.     

“纯粹个人消费”的伦理审思——兼谈“雷人”消费的非正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纯粹个人消费"即"自己挣钱自己花"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而使评价"纯粹个人消费"的道德观念和标准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面对一些极端奢侈和怪异的"雷人"的个人消费及其所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影响,也出现了"集体失语"的不正常现象。因此,对所谓"纯粹个人消费"进行伦理审思并提出相应的调控理路和措施是必要的。     

论效率的公平之维及其限度——以差异性正义与同一性正义理论为视角

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正义的两面,即差异性正义与同一性正义,它们之问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对立.效率既是公平的前提,也是提高社会公平水平的保障,是人类社会迈向平等的动力.同时,效率具有一定的限度,效率的实现要以公平作为制度性条件,要受到公平的制约,要以人民福祉为最终目标.     

构建正义的法经济学体系——以正义与效率的一般关系为视角

法经济学产生以来,一直被批判无视正义而偏重效率。确定正义与效率之间的恰当联系是法经济学走出批判的有效路径。正义与效率之间的"联结点"锁定在"正义的实现维度"上,即以效率作为正义的实现维度。一方面,在一般性理论研究中把握二者兼顾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的经济分析中,确定满足二者之间"联结点"要求的具体条件。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人权保障理念下的程序正义——以"并重论"为视角

法律之本在于正义,而正义又何在呢?程序正义优先,还是实体与程序并重?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两不得罪的并重说粉饰了理论界对正义论战的分歧,但是不明确的定论又使人们陷入了另一个认识的误区,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是可兼容的.因此,应有的正义之本亟需从学理、历史、人权的角度作一个黑白分明的分析.     

正义的尺度何以可能?——南茜·弗雷泽正义观的政治哲学解读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的正义观重拾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平等主义思想,并将反常规正义论的规范性力量定位在预设的参与平等原则之上。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发扬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以图实现社会文化、道德冲突语境下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不同,弗雷泽从全球化最新视域审视正义之尺的刻度,从再分配、承认、政治代表权等多重维度透视当下正义的实质、主体以及路径选择,最终努力实现一种批判—民主的正义建构模式。作为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的正义观为我们透视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正义问题的诉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公平的正义”何以可能？——试析罗尔斯正义观的康德解释

“公平的正义”,作为足以与传统功利主义相抗衡的另一正义理念,无论是其据以导出的逻辑起点“公平”,还是其所创设的经典概念“无知之幕”,都可以在康德哲学的视域内探寻出清晰的理路——正义是一个无法封闭于现象界的概念;而“无知之幕”,作为现象与本体之间永恒的幕布,也不完全止于方法论的意义。“公平的正义”作为一种程序性正义,在特定的层面上意味着正义的更高阶。     

正义制度建构中道德因素的作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方案剖析

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主张把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区分开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强调道德正义在政治正义中的作用,而罗尔斯对此则根本否认。但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一种具有强道德能力的人在纯粹程序正义中选择的结果,并演化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正义。而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是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在民主商谈中妥协的结果,但是弱道德能力的人却要引用道德理论来为政治正义辩护。实际上正义的制度不需要道德基础,却需要弱道德能力,它是在一定政治共同体中,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按照民主程序而达成利益妥协的结果。     

新型国家建构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态 ——以1949-1966年农民教育为中心考察

1949-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型国家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新型国家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同时,农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需要,党以农民教育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规训和改造农民,实现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去推动化大众,才能将其改造成为新型国家建设的依靠力量,实现了新型国家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农民教育相统一。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农民的独特性,不仅在理论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层面开展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农民实际和乡土文化,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话语表达等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认同。     

正名:儒家正义论之统绪——以荀子正名与正义思想为例

"正名"与"正义"同含一"正"字。在荀子的正名论中,"正"有两重涵义:"由行致知"和"以知制行"。而正义则可视为动态的正名过程,其目标是在知行合一中对礼进行损益。在这个动态的正名过程中产生出不变的正义原则,即"约定俗成"的"贵本"原则,与"径易不拂"的"亲用"原则。在这两条原则的基础上,又推出公平性与中和性两条正义准则。从正义论的整个架构来看,儒家的正义论与正名论有着同构的关系,正义既是正名的目标,正名也是正义的统绪。     

论小诗批评的诗学建构——以周作人的译介与批评为中心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被创立的一种重要诗歌形态,有着丰富的诗学资源参与到这一诗体形式的建构过程。其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与批评对小诗概念与艺术规范的确立影响最著,有些基本思想还应当在小诗建构的理论探讨中进一步发挥,或者由此总结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