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清洁能源专利诉讼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清洁能源竞赛中, 专利诉讼不仅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救济, 也是限制竞争对手进入新能源市场的商业手段。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是清洁能源专利诉讼的主角;ITC的337调查与法院的专利侵权诉讼并举是清洁能源专利诉讼的主要策略;反垄断诉讼是抑制竞争对手专利滥诉的有效手段;在先技术的司法认定是清洁能源专利诉讼的争议焦点;司法力量的增强和专业化是应对新型专利诉讼的时代需求。梳理通用电气与三菱重工之间在风力涡轮产业的专利诉讼脉络, 论述美国清洁能源专利诉讼案件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以期为中国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参与清洁能源竞赛、应对清洁能源专利诉讼提供借鉴。     

《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4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包括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全球变暖污染以及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该法和美国新能源政策走势必将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可对中国新能源法律与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清洁能源的专利制度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清洁能源是人类为减缓气候变化,解决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世界性问题所选择的能源创新。而专利制度的变革是对清洁能源创新的适应性调整。美国通过《美国发明法》等一系列专利制度改革,加快创造清洁能源的本土专利资源,迅速扩张清洁能源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清洁能源的专利囿于国内创新,缺少国际创新;重视专利作为商业创新的手段,忽视专利促进技术创新的目标功能。因此,借鉴美国专利制度应对清洁能源创新的变革举措,对于中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域外规制知识产权诉讼威胁的立法研究现状与趋势

知识产权诉讼威胁（或曰侵权警告）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廉的查明和制止侵权的方式,但恶意发送知识产权诉讼威胁,会侵犯相对人与利害关系人的正当权益、挑战交易安全、妨碍创新,由此引发的诉讼进一步加重了审判压力。由于立法对知识产权诉讼威胁直接规制的缺失,不仅无法发挥诉讼威胁的工具价值,而且导致恶意发送诉讼威胁现象频现。在认清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对知识产权诉讼威胁的不足后,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部分英美法国家开始在知识产权法中探索有针对性的规制方案。在立法进路上,代表性国家经历了分散型立法模式的阵痛后,统一修订模式开始浮出水面;在具体措施上,稳定的立法规制生态系统形成后,代表性国家不断出台创新性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域外立法规制知识产权诉讼威胁的守正与出新,对其他国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论《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及其对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启示

《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是美国最具革命性和影响力的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共分为五大部分: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缓全球变暖污染、转向清洁能源经济以及农业和森林所涉及的抵销。该法案遵循"命令——控制"模式和市场调控模式相结合的立法思路,以气候衍生品作为调节影响气候变化行为的主导工具。我国应当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市场机制促进国内碳减排和增加碳汇。我国的气候立法应当减缓与适应并重,分领域有重点地进行气候治理。     

以煤为主多元化的清洁能源战略——我国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讨

我国到 2 0 5 0年的一次能源需求预计高达 5 0亿吨标煤 /年 ,这使未来能源发展面临国内常规能源资源供应不足 ,石油供应缺口巨大、城市需要大量清洁能源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巨大的国际压力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在对解决上述问题的各种可能途径进行研究分析后 ,提出了我国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以煤为主多元化的清洁能源战略 :一次能源结构中煤仍将占 40 %以上 ,大力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填补国内常规能源资源供应不足 ,采取以合成燃料为中心 (以煤制合成气为基础 )的清洁煤战略 ,实现城市能源以清洁能源为主     

农村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循环经济研究——基于江苏省徐州市清洁能源工程建设模式的探讨

清洁能源指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不产生有害物质排放的能源,可再生的、消耗后可得到恢复,或非再生的（如风能、水能、天然气等）及经洁净技术处理过的能源（如洁净煤油等）。清洁能源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对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江苏省徐州市清洁能源建设的模式为例,分析和探讨了发展农村清洁能源的途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与措施。     

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风险社会下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落实环境司法预防功能。中国司法实践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核心的事后司法救济。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复杂及不确定性，使得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以环境损害结果为气候变化救济对象，以补偿性责任为气候变化救济手段，以侵权责任法规为气候变化救济依据等问题是救济性气候变化司法难以解决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司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因此，需要从预防性司法的角度，寻找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逻辑，发挥出必要的预防功能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寻找最为契合的气候变化诉讼载体，并予以必要调适，形成以规制碳排放风险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论民事诉讼理念与诉讼模式的关系——兼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是学界讨论已久的问题,与之相伴的司法体制改革也正在进行。民事诉讼理念与诉讼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有必要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坚持程序本位显得尤为重要。协同主义模式亦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内容、特点与前景

拜登政府推行“清洁能源革命”,实质是通过能源政策的调整,不断扩大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优势,维护美国在碳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霸权。“清洁能源革命”包括多项举措:在国内主要表现为限制化石能源开发,加大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发展清洁能源经济;在国际层面则表现为广泛开展对盟友的气候和能源外交,同时对华开展强制外交,进而提升发展清洁能源的全球领导力。“清洁能源革命”具有综合性、务实性、战略性等鲜明特点,同时也因其重构各方利益关系而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阻力。“清洁能源革命”或将重塑中美能源博弈格局,中国应审慎应对美国挑战,在推进自身清洁能源技术进步的同时,积极拓展伙伴关系,更好地参与到全球能源、气候治理中去。     

论公民诉讼私人原告的代表能力——以“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为例

作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问题上最经典的判例，“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引发了关于在公民诉讼中“诉讼资格”问题的讨论。鉴于“事实上的损害”及“美学和环境福利”上的损害，公民个人或其团体得以扮演“私人检察官”、“私方司法部长”的角色，对环境违法者提起“公诉”，成为环境资源法律的特殊执法主体。虽然这有助于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但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多种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和选择、私人原告代表能力有限、纠纷解决成本过高等诸多问题。在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建立在公益诉讼模式基础之上的公民诉讼难以成为保障环境法有效运行的基本的司法形式。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兼论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

证明责任如何分配,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重要问题.文章认为,应当根据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的特殊性、证据形成的客观规律以及知识产权诉讼程序所服务的实体法的价值追求,将知识产权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确定为:除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这一法律明文规定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特殊情况外.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对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无法确定证明责任承担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同时,文章对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此类案件不能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     

错误涉外仲裁裁决的识别与补救--兼论中国的立法和实践

我国现行立法的矛盾和交叉使得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缺乏统一的标准。本文以国际商事仲裁普遍实践为基准 ,对错误涉外仲裁裁决的识别标准和补救途径进行了理性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特别论及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由此而引发的实践误区以及改进方略     

涉外垄断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兼评华为公司诉美国交互数字垄断案中的法律适用

在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中,虽然承认限制竞争行为的“影响”是判断反垄断法能否域外适用的基本依据,但却未将其作为确定涉外垄断侵权责任准据法的连结点,从而导致了反垄断法本身的适用和相应民事救济手段法律适用相割裂,甚至相矛盾等问题,不利于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实现和有效执行。以华为与美国交互数字之间垄断纠纷案件为背景,通过对比欧盟反垄断法及欧盟有关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的相关规定,论证了我国将影响原则作为涉外垄断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的冲突规则必要性和合理性。     

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国技术转移——基于中国1991-2005年技术进口额的实证分析

对Smith（2001）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基于中国与美、日、法、德、瑞典等五国1991～2005年技术进口额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技术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指数与美、日、法、德、瑞典等五国的技术转移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关税水平对美、日、法、德、瑞典等五国的技术转移均存在负效应。     

论私人行政与司法救济诉讼形式的选择——兼与章志远教授商榷

随着民主政治及私人部门活动成熟度的增加,公私合作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理念,私人部门开始承担原来专属于国家的部分政府职能。[1]此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但由于私人主体在承担公共行政任务的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纠纷,对相对人造成侵害,因此便产生了相对人如何通过司法途径来救济自身权利的问题。到底是遵循"一元化诉讼"即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两者间选择其一,还是通过"二元化诉讼"即既运用行政诉讼又运用民事诉讼途径救济?学者中有主张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互匹配解决纠纷的"二元诉讼"。此种主张的代表之一是章志远教授,其在《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发表了《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行政法规制》一文提到。笔者认为,私人主体在参与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多元的法律关系,这导致争议法律关系的认定模糊,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通过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的方式,实行"一元化诉讼"即运用行政诉讼的形式予以救济。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产生与适用——兼论连带债务的共同诉讼形态

基于对合一确定的不同把握,大陆法系诉讼理论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范围的界定也有所不同,但总体呈现出由扩张到限制的发展方向,其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发展历程和制度构成值得借鉴。我国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引入与连带债务诉讼密切相关,导致这一制度呈现扩张适用的现象,有违实体法和诉讼法原理。宜将连带债务的诉讼形态确定为普通共同诉讼,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既判力扩张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其理论体系和程序规则。     

环境公益诉讼的律师费用分配制度——美国蓝本与中国借鉴

本文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律师费用分配制度的"胜诉当事人模式"和"适当模式",立足本国实际情况,依照2015年1月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6年9月1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律师费用分配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碳减排的政策与法律研究——论我国碳减排的事前法律规制——以发展清洁能源为目标的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创新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从碳排放的事前、事中和事后3个方面进行法律规制。碳减排事前规制的目标是发展清洁能源,要求是：调整国家能源规划,科学处理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关系;增加财力和智力投入,加强清洁能源的科研和开发;确立清洁能源强制配额制度,为清洁能源的发展拓展空间;改革价格制度,提升清洁能源的竞争能力;改革知识产权制度,激励清洁能源的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善意取得的合理性分析——兼论知识产权制度与物权制度的兼容性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客体形态差异不影响两种权利的实质相似性,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不影响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知识产权的绝对权属性决定了权利的转让需要遵循公示公信原则,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功能和善意取得的制度价值具有一致性.知识产权制度和物权制度的兼容性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