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本《听讼汇案》考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学者津阪孝绰仿南宋桂万荣《棠阴比事》书例,自汉籍中辑录汉魏以来剖析疑狱之事,汇为《听讼汇案》三卷行世。其书最早当于嘉庆十一年编就,最晚当刊刻于道光十一年,主要有稽古精舍本、津藩有造馆本、昌平坂学问所本等三种版本传世。这三种版本除封面页及全书最末一页所题内容有异外,版式特征及内容文字完全一样。中国藏本主要为稽古精舍本和津藩有造馆本。笔者以宁夏大学图书馆所藏津藩有造馆本为例,就其编纂主旨、基本内容、刊刻体例、版本流传、版本特征、编纂质量及其文献价值等问题作初步探究。     

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李白诗在宋代有过多次整理编集。乐史始创全集编纂之功,宋敏求、曾巩二人分别增广与编次,使得李白诗文全集在北宋末年定型,影响到后世李白集的整理。宋代李白诗文集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即《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与《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两个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各有优长,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分类编纂唐诗总集的历史考察

分类编纂唐诗总集的现象由来已久,几乎与唐人文集的创作、刊刻和传播相伴始终。由于唐五代时期战乱频繁,加上天灾人祸等主客观原因,致使许多唐代文献典籍先后失传,能够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唐人顾陶所编《唐诗类选》,是真正意义上最早分类编纂的唐诗总集,惜其正文已佚,仅《文苑英华》中存有前序和后序。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等是现存比较有代表性的类编唐诗总集。考察历代类编唐诗总集的基本状况,既能探究不同编纂者独特的编纂实践,又能折射出古代文献典籍的传播情况、唐诗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某一时代的审美风尚,兼具文学批评的共性特征和个体实践的典型意义。     

唐顺之“六编”编纂体系的思想解构

在权衡诸“编”版本的流传与思想内容范围的基础上，包含着《诸儒语要》、《左编》、《右编》、《文编》、《武编》和《稗编》的“六编”更好地体现了唐顺之成圣成贤的心理自期以及学为世用的现实关照，并且在这一思想体系下发挥着不同的功用。考之“六编”的思想内涵，虽从主体思维上仍体现着程朱理学的影响，但通过对编纂时间、动机和历史评价的考察，“六编”又受王学的影响，表现出合会朱、王的色彩。     

日本《千载佳句》一书版本情况及对于《全唐诗》的补遗校勘价值1

《千载佳句》一书,系日人大江维时所编,以写本形式流传,成书于公元960年即宋开国之前,以两句一联的形式,选收唐诗佳句1083联,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唐诗名句选。以编纂年代早,流传路径有别于国内传本,故引录诗句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可为《全唐诗》及国内唐诗重要刊本提供补佚和校勘。     

古籍整理中的总集编纂

自一九八一年党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以来,全国很多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在有计划地进行专书的整理或总集的编纂。就总集而言,南京大学正在编《全清词》,复旦大学正在编《全明诗》,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正在分别编纂《全宋诗》和《全宋文》,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学术和研究单位编纂更多的各类总集。为了把这一编纂工作做得更好,回顾和检讨一下我国历代编纂总集的概况和得失,或许不无益处。     

马愉年谱简编

马愉（1395-1447）,字性和,号澹轩,明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今属潍坊市）人。宣德二年（142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正统三年（1438）,与修《宣宗实录》成,升侍讲学士。正统五年,由杨士奇荐,入阁预机务。正统十年,升任礼部右侍郎。正统十二年卒。赠翰林院学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赐谥号“襄敏”。有《澹轩文集》传世。今据其所传诗文及相关资料,编此年谱。     

《蒙古秘史》的版本流传

(一)《永乐大典》本百科全书式的《永乐大典》于一四○三年至一四○八年编于南京.一四二一年,《永乐大典》及文渊阁芷书迁至北京。这部巨著的副本完成于一五六二至一五六七年间。战火和保管不善,都是文学宝库的死敌。一七七三年,在恢复《永乐大典》收入的佚书过程中,《永乐大典》得到广泛应用。这时发现北京这套《永乐大典》副本不完整.当时存于翰林院.是四十年前从皇史歲迁来的。     

蔡正孙考论——以《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为中心

蔡正孙是宋遗民 ,也是宋末元初一位重要诗评家 ,其《诗林广记》为世所重。蔡氏还编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 ,却罕为人知。此书选唐宋千家诗人作品 ,包括自己及大量宋遗民作品 ,分标三百格 ,并加评释。此书明清以来在我国罕见流传。郭绍虞《宋诗话考》考述蔡正孙著作 ,未及此书 ;《全宋诗》广搜博采 ,亦遗是书。本文根据此书所载有关蔡正孙的材料对其加以考论。关于蔡氏的生平 ,郭绍虞《宋诗话考》仅言其为谢枋得门人、宋遗民 ,称“余无可考” ;而本文则考证出蔡氏生年及生平大略。关于蔡氏的作品 ,《全宋诗》仅辑得二首 ,本文从《唐宋千家联珠诗格》辑出五十八首 ,并据此对他的诗歌创作情况作了考察。关于蔡氏的诗学观点 ,由于《诗林广记》所载只是前人诗话 ,只能从其所选作品及所附诗话中间接体现出来 ,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则有蔡氏大量的评语 ,是研究其诗学观的难得材料 ,本文据此对蔡氏的诗学观点作了论述。     

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几种刊本

苏轼“乌台诗案”,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宋代目录学研究之三

以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为考察对象,总结其图书分类、著录内容、著录方式的特点,突显其目录学贡献,推演其作为目录学名著成为后世"撰述之式"的原因所在.     

杜牧客游澧州论考

客游澧州是晚唐诗人杜牧进士及第前的最远的一次游历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杜牧客游澧州 ,有多方面的打算 ,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来年的进士考试请人说情 ,疏通关节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顾宏《杜诗注解》辨正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顾宏《杜诗注解》十二卷,实应为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五律注解部分。在《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文献中,还存在著者、书名、卷数、排列次序等方面失误,因此,在使用和征引《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目录信息时需要详加辨正。     

《甘泽谣》之杜甫二事补遗考略

从晚唐袁郊所撰传奇集《甘泽谣》出发,结合《唐书》及其他资料,对相关杜甫的二事进行了补遗及略考。一事为杜甫恃才傲诞,为人所厌,自青年至晚年,向来如此。另一相关事为杜诗《饮中八仙歌》中的人物之一焦遂,其人狂放不羁,好酒善辩,然其事迹仅见于《甘泽谣》,故显得弥足珍贵。此二事,对后人重新审视杜甫其人及考察其《饮中八仙歌》,都极具参考价值。     

从唐传奇看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至唐代体制逐渐完备。从此,文人与科举之间就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唐传奇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梦幻诸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拟通过唐传奇作品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心态。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潮汕先贤唐伯元集杜诗探析

唐伯元的集杜诗,生动记录了晚明文化历史背景下一个士大夫的复杂情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透视其集杜诗的文化心理,有忧患意识上的认同,有诗学思想上的自觉选择,也有明代复古诗学风潮的濡染,同时也是晚明理学家的一种落寞情怀使然。唐伯元的集杜诗,是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在诗歌校勘上,也具有参考意义。     

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

以许浑、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坛,表现出明显的唯美倾向,与其前“元和诗变”的政治实用化原则明显不同。究其原因,既有在险恶的政治情势中消极避世并转而致力于纯艺术天地的外因,也有回归缘情文学传统的内在动力。在古近骄散的文体替兴过程中,诗律益趋整密,诗风尤显多样,并在客观上成为唐末诗歌复归齐梁的推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