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人地关系视域下农地闲置的形成机理及盘活——基于川东北F村的个案分析

耕地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农地闲置严重威胁着我国耕地安全,故研究耕地闲置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人地生存依赖关系是理解农地闲置的重要视角。基于川东北F村的个案,对农地闲置特征、形成机理与盘活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丘陵地区农地闲置整体上呈现出稀缺增多频现缓解的演变特征。农地闲置特征演变主要囿于人地关系历经了靠地化、半靠地化、非靠地化及再半靠地化过程。靠地化使得村民高度依赖土地,农地闲置罕见;半靠地化使得村民对土地的依赖降低,农地闲置增多;非靠地化使得村民暂不依赖土地,农地闲置频现;再半靠地化使得村民对土地的依赖增加,农地闲置缓解。未来需要牢固树立科学合理利用耕地理念,除要求土地承包商适度保证流转耕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外,还应针对难流转的农村闲置耕地适时启动再分配改革政策,运用政策优势激发靠地和半靠地化村民盘活农村难流转闲置耕地,充分释放土地红利。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治理的一种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最广泛的实践。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探索,对于提高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意义重大。近年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中面临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村民参与不足;协商主体结构失衡;协商机制不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要走出困境,需要提高村民的参与程度,提高参与主体的素质;优化参与主体的结构;建立健全协商机制。     

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以恩施州村民委员会第五次换届选举情况为例

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既是史无前例的,但目前又是浅层次的,离"自治"的目标还较远.要提高"村治"水平,吸引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否则,"村治"便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而提高村民的政治热情需解决三个问题一、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为村民自治创造物质条件;二、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增强自治能力;三、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塑造村民自治的适格主体.     

论提高村民法律素质的战略选择

实现依法治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努力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是村民现代素质的培养。在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的步伐日益平衡而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提高村民的法律素质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村民法律素质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提高村民法律素质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村民法律素质是人们对法律知识掌握的体现,村民法律素质的高低是衡量我国法治建设成效的标尺。提高村民法律素质必须创新培养模式,营造学法用法的法制环境。     

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及机理

数字技术正在实践中迅速运用于村民自治场域,由此引发村民自治效能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的根本在于,数字技术所蕴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这两大功能要素,能够从参与条件、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三大维度赋能村民自治。由于村民自治场景中各类数字技术平台所包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功能要素不同,可以将不同的数字技术软件区分为多维交互型平台、横向联结型平台、信息接受型平台、行政管理型平台四种主要类型。对鄂西南Q村“Y市一家亲”APP的运作考察发现,只有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均较强的多维交互型平台才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作用机制在于能够建构起自治主体有效参与的数字空间,信息公开共享机制能够保障村民理性决策,去中心化协商机制能够显著提升村民协商意愿,可视化问责机制能有效提升村民自治效能感。     

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性研究——基于河南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多地农村开展了有利于土地集约化治理的迁村并居工程。通过对河南省中部地区迁村并居典型试点的调查发现,迁村后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总体上不太理想,集中反映在经济适应和生活适应2个方面,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性和心理方面的适应性相对较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来自个体、家庭和社会3个方面,其中个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迁村形式等对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有着很大影响。为了改善迁村并居村民的生活状况,提高村民的社区适应性,应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真正关注村民的利益诉求;帮助失地村民重新就业,保障其经济来源;培养新社区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公共参与;增加村民间的事缘型互动,重建熟人社区。     

村民参与村治的行动逻辑及关系结构困境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村民参与村治事务不足并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分析认为,村民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其实遵循统一的行动逻辑:利益最大化逻辑、合法性逻辑和道义性逻辑。这三种逻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村民与村治组织之间形成了“强管理-弱互动”的关系结构。这种呈锁定状态的关系结构不利于农村治理制度的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村民对基层治理组织信任的维系,也导致村民在村治当中参与不足。为破解困境,需要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障村民合法财产和相关利益,用发展的眼光持续推进农村治理改革。     

农村结构性人地矛盾及其治理——以湖南省益阳市X村为例

人地矛盾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公平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基于湖南益阳X村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村土地数量和质量的分配均存在结构性不均。人均耕地资源在同一村落不同村民小组之间土地分布不均,同一村民小组内部农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之间分配不均。这与洪涝等自然灾害导致农地面积减少,农村人口更新换代、婚嫁、人口迁移、农户耕种能力和意愿背离以及农地政策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长期稳定导向不无关系。因此,需要从推动土地流转、保障妇女土地承包权益、落实现有政策三个方面积极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乡贤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以精细化管理为方向的城市治理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却面临着内生基础薄弱、主体流失严重以及治理环境多变等困境,“三农”问题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出现的“新乡贤”治村逐渐成为弥补政府主体治理不足的有效方式。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层面来看,新乡贤治村的合法性兼具了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也能够在村庄的产业、乡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治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共同回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下何以可为的问题则是要理顺新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健全新乡贤治村的保障机制以及明晰新乡贤治村的发展走向。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背景下“两委”关系问题研究

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背景下,阐述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并结合客观实际,多角度、深层次对农村家族势力纷争主导的利益博弈、贿赂村民选举主导的利益纠葛、个人意志主导的权利异化等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不和谐现象进行原因探析,着重从4个方面探索化解途径:提高农村"两委"成员思想认识,构建农村利益管控机制;创新工作制度,转变工作方式;提高村民民主意识,推进民主监督;加强乡村文化交流,构建和谐"两委"关系。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

以老年助餐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外生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的特征和困境，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的组织机制，以及发展低成本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要处理的两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因其标准化运营，导致对互助优势的消解；市场供给型互助养老实践使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难以得到发挥。对比而言，由村庄自组织发起的内生型村庄互助养老实践，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地调用村庄内部资源，使互助养老得以低成本地运转；另一方面，在对村民志愿者的动员和组织基础上，通过公共监督和村内信任关系来控制为老服务的风险。这种实践在推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对留守村民的组织。     

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权力主体的作用

中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后,有些村没有集体经济组织,需要由村民委员会来行使与土地相关的经济职能。土地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一种非市场资源。在明确农地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土地经营权,强调对农户农地流转过程的规范和监督。在基层权力主体中,充分发挥与农户联系最为紧密的村民委员会的基础性作用,并努力实现村民委员会协调其他多元主体作用的发挥,共同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保护农户农地流转权益。     

“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的90份村级问卷和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3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资本下乡后的村企关系——基于产权政治视角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资本下乡已成为各地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但由于企业与村庄属于不同的组织形态,村企间互动方式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绩效和村庄发展可持续性。从产权政治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山西G村资本下乡后村企关系现状和问题,指出"村企一体"这一互动模式,存在着产权模糊的问题,不利于企业与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资本下乡进程的加快,建构完善产权制度和提高村庄自主性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村企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比较与反思: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影响之实证研究

随着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推进,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不足和认同缺失问题.这些问题在江苏Y村和贵州L村、G村均呈现出不同特点.受公共空间和利益关联的影响,江苏村民社区参与度大大高于贵州村民.而无论在江苏还是贵州,村民志愿主义参与、私人网络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都依次递减,但贵州村民递减的幅度更大.同时,江苏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都明显高于贵州村民.不同地域的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参与不一定促进认同.在封闭性、同质性强的贵州L村和G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而在开放性、异质性强的江苏Y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却非常微弱且不均衡.逻辑斯蒂回归发现,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是村民社区认同的显著影响因素.     

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与村集体决策

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村集体决策对农民意愿的影响,旨在解释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在村务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直接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其村集体决策作用空间,而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则受到村集体决策的推动和约束。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取决于村集体决策及其所处场域的资源状况。研究通过对粤东两个村庄案例的对比性分析,解读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行动逻辑及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