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下媒介接触、社会信任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实证分析

网络社会中民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接触可能对社会信任产生复杂的影响,社会信任已成为公众媒体接触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本文利用媒介议程设置理论总结出媒体接触对政府质量感知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影响效应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2014年一项全国性“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官方媒介接触直接显著地影响政府质量感知,且官方媒介接触通过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政府质量感知,间接的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非官方媒介接触一方面直接显著影响政府质量感知,另一方面却通过普遍信任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政府质量感知产生消极影响,因间接效应弱于直接效应,总体效应为正.     

受众对PX项目的风险感知模型建构研究——基于社交媒体使用的视角

PX项目这个颇具争议的风险事件曾接连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交媒体在整个风险传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研究采用调查法从社交媒体使用的角度建构了受众对PX项目风险感知模型。研究发现:(1)在选择性机制影响下,受众选择性关注注意理解的信息类型是社交媒体的媒介接触程度与信息满足度对风险感知影响中的调节变量。(2)当受众选择缓解风险信息时,媒介接触程度与信息满足度均负向影响风险感知,同时通过媒介信任度的中介作用负向影响风险感知。(3)当受众选择风险相关信息时,媒介接触程度正向影响风险感知,而信息满足度除了直接负向影响风险感知外,还通过媒介信任度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风险感知。     

信息一致性视角下媒体报道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舆论多元化导致受众不再依赖于单一的官方或者非官方媒体获取风险信息,官方与非官方媒体提供的风险信息叠加如何影响受众风险感知成为重要问题。基于系统-启发式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实验法与调查研究法探究了信息偏向性、媒体类型及信息一致性对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负面偏向性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但受媒体类型（官方与非官方媒体）的调节作用。同时媒体内信息的一致性影响受众的风险信息加工,在信息一致性时受众倾向于线索启发式加工即基于信息内容的正负偏向性做出判断,而在不一致性时则整合信息内容与媒体类型进行系统式加工,信息内容与媒体类型共同影响风险感知。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接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媒介信任的中介作用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大量信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让人们有更多的媒介选择,疫情下公众的媒介接触和风险感知也值得关注。本文基于问卷调查(n=302),实证分析了我国公众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期间媒介接触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探讨了媒介信任的中介作用。并将媒介划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分别探究其影响路径。结果发现,无论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存在:(1)媒介接触与媒介信任和风险感知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媒介信任在其中扮演完全中介的作用。研究可为媒体风险信息传播、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通过合理使用媒介降低风险感知提供借鉴。     

我国居民的媒体使用、具身认知与环保政策支持——基于CGSS2021的实证研究

我国居民对身体所处环境污染的具身认知、媒体使用与公众参与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我们在CGSS2021数据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现象学具身认知理论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把身体在场、身体健康感知、新媒体使用等作为自变量,把污染明证性、气候风险感知、生态伦理等作为中介变量,把气候共识、环保政策认知与环保政策支持作为因变量,考察我国居民的具身认知、媒体使用对环保政策支持影响的双重路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具身认知各变量、新媒体使用通过污染明证性正向影响环保政策支持;新媒体使用与气候风险感知、生态伦理等变量正向影响公众参与各变量。     

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媒体政治信息传播语境下,媒体使用与腐败感知显著相关,官方媒体使用弱化了网民腐败感知,非官方媒体使用则强化了网民腐败感知。不同类型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差异显著,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非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政治信任负向影响网民腐败感知。政治信任在媒体使用和腐败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放大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腐败感知的负向影响,也削弱了非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腐败感知的正向影响。     

人力资本视角下雾霾污染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直接关系"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文章基于相关文献的概要评述，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并下沉研究对象至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建构了2003—2018年雾霾污染（PM_2.5）浓度数据，同时，以体现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经济质量，尝试将雾霾污染、人力资本与经济质量纳入统一框架；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揭示了人力资本视角下，雾霾污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深入分析了雾霾污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反馈作用及其中介效应。研究发现，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经济质量，并且人力资本扮演着雾霾污染影响经济绿色高质量的中介传导角色。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以PM_2.5为代表的雾霾污染物每增加1个单位，绿色经济发展质量下降8.4个百分点；雾霾污染影响经济质量的直接效应为-0.064，经人力资本中介传导后的间接效应为-0.020；进一步分析显示，雾霾污染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雾霾污染对下游城市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更大，进而对经济质量的抑制作用也显著高于中、上游城市，且2013年之后雾霾污染的损害效应出现加剧现象。在克服内生性、替换被解释变量、样本缩尾处理，以及滞后一期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其政策意义在于，可以为有效治理雾霾、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建议加强区域协同，引导各地区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推动经济质量稳步提升，推动共同发展；立足资源禀赋，促进区域内资源互补与功能融合，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添动力，推动特色发展；发挥集束效应，以市场化的规制手段倒逼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加大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发挥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推动创新发展；优化联动机制，协同建立长江经济带责任共担、利益协调机制，推动优质发展，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标杆。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失地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积极稳妥推广农地抵押贷款融资业务,持续深化农村土地资产与金融资源的有机衔接是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内容,深入探究农户金融知识获取的人际圈层来源以及失地风险感知因素对完善农地抵押贷款相关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理论阐释了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失地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的影响,详细剖析了农户失地风险感知的中介机理;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变量,提取4个公共因子分别界定为亲属关系圈、朋友关系圈、乡邻关系圈和机构参与圈;最后以陕西、宁夏、山东三省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地区1 31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利用Logit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失地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的影响,并揭示了失地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类型和数值大小。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知识获取圈层正向促进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其中金融知识获取亲属关系圈的促进作用大于机构参与圈;金融知识获取圈层负向影响农户失地风险感知,机构参与圈的影响最大,亲属关系圈次之,朋友关系圈最小;在四个金融知识获取圈层下,失地风险感知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具有负向影响;失地风险感知在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大小为0.211 2。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知识获取机构参与圈下失地风险感知中介效应最大,大小为0.223 1;亲属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中介效应次之,大小为0.101 8;乡邻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未发挥中介效应;而朋友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发挥遮掩效应,大小为1.851 1,表明还存在其他效应更大的中介路径。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农户需立足于金融知识获取来源的亲属关系圈和机构参与圈,丰富朋友关系圈和乡邻关系圈,加强多维金融知识获取圈层的构建、维护和开发。第二,农户应通过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等方式优化亲属关系圈,采用增进互助、知识共享等方式改善朋友关系圈和乡邻关系圈,金融机构通过开展宣传、加强联系等方式提高农户金融知识。第三,政府和金融机构应高度关注试点业务可能产生的风险,降低农户对失地风险的过高预估,加快农地抵押风险防范机制创新。     

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广州大学城的调研

此项研究探讨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互动作用对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低风险-高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高风险-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而高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低。对于影响风险-收益感知的因素,公众参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众参与是通过风险-收益感知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度。     

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5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和新媒介使用情况分别显著正向和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据此,应进一步转变传统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定位,规范新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内容导向,以构建有序循环的"政府—媒介—公众"对话体系,提升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效率。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陕西、江西省林业经营农户的调查资料,对用材林、经济林和竹林三种不同林业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和林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分析生计资本总量及结构对农户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综合效率存在差异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商品林的林业生产效率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一。此外,生计资本结构中,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和林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林权抵押贷款和能人数量指标对不同林地经营类型农户的经营效率起关键影响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省53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在测算农户家庭经济地位指数的基础上,以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为例代表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运用逐步回归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及其在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过程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经济地位对其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农户价值感知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中具有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两类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中存在差异;在农户化肥减量施用中,农户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均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在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中,农户利己价值观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而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根本因素。政策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表现有所不同。政策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效应有助于强化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对治理机制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政策环境的中介效应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