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刑事审判中因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使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不能得到执行,因而,当前急需在立法上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框架,表明了对证人保护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向现代刑事诉讼迈进的方向和思路,但依然存在缺少配套措施、保护机关职责不清晰、保护期间不明确等方面的不足,通过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人保护规定的梳理,提出建立证人分级保护制度、制定证人长期保护机制、成立证人保护基金、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的证人分级保护的相关制度构想。     

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机关有保护证人安全的义务。然而,迄今为止,证人因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愿出庭作证的情形仍十分严峻,严重制约着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进程。证人不愿作证有多方面原因,立法对证人的保护存在不足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本文通过对我国证人保护立法的评价分析,尝试对完善证人保护立法提出一点建议。     

试论犯罪主体的错位

从逻辑上讲,刑法中的犯罪主体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犯罪主体”应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二者常常错位,即是说刑法中的犯罪主体不一定是刑事诉讼法中的犯罪主体,反之亦然。笔者主要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运行规律、刑事司法实践三个方面来考察犯罪主体的错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对证人制度进行了规定。而在这方面,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有欠缺。为了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力度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参照《公约》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完善。     

完善刑事证人制度的思考

刑事证人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刑事证人制度从理论和立法上都表现出日趋完善,而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却存在较大缺陷,影响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制约了刑事证人制度的功效。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必须突破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制度的规定,借鉴西方国家刑事证人制度的诉讼经验,充分研究影响各类证人作证的主、客观因素,制定积极、动态的证人保护措施,制约证人规避作证的行为,全面调动证人作证的主观能动性,使刑事证人制度更好服从打击刑事犯罪的需要。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提交书面的证人证言仍是主流，证人不敢、不愿出庭作证的现象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一套完整的证人保护制度。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征人保护的内容，这对调动证人出庭的积极性、提高关键证人的出庭率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它在证人保护范围、保护主体机关的权责分工和证人作证补偿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如何将证人保护的条款落到实处，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证人保护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在扩大证人保护的范围、成立负责证人保护的专门机构、设立证人保护基金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普遍证据运用非常广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控辩式”庭审制度 ,此种制度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大大增强。本文分析了我国证人保护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中证人保护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保护机制 ,这对保护证人出庭作证 ,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证人保护的立法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于改变传统庭审方式十分重要。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对证人保护规定不一致、立法和实践中对证人保护不足等，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应从立法完善、提高证人法律意识和转交执法观念三个方面做起。     

证人保护制度构建之法律思考

完善的证人保护机制是推行对抗制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证人能否得到切实保护,不仅在于他们对国家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作出了多少贡献,更在于因其特殊身份所遭致的特殊风险需要国家的介入。现行的法律未能建构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造成许多刑事案件中没有证人的庭审现状,实有必要明确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保护机关以及保护程序等,并逐步扩大保护范围,强化对证人权利的救济。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涉及证明标准与法律假设、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自利偏见与社会效应等诸多方面。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规范依据仍然存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原因,导致证人不愿意出庭。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开庭刑事案件的数量,其关于书面陈述的规定也减少了证人出庭作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被告人人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值得借鉴。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以案件"客观需要"为标准,以追求事实真相为出发点,以人权保护和人性回归为落脚点,遵循限制性处罚原则和禁止利益冲突原则,提高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因此,不宜盲目追求证人高出庭作证率。     

英美刑事诉讼未成年人证人资格比较及其启示

在英美两国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证人资格,且资格的裁决需要遵循法定程序。与之相比,我国相关立法较为粗糙简单。未成年人证人资格认定之标准不尽合理,并未对裁决程序做出具体规定,以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操作困难。基于此,我国刑诉立法应当修改目前未成年人证人资格之标准,规定未成年人具备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即可作证,并且对未成年人证人资格的审查程序做出具体规定。     

反恐诉讼中的警察证人保护

新刑诉法规定了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的情况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是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警察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作出规定。当警察在反恐诉讼中出庭作证时,尤为需要获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探讨在反恐诉讼中保护警察证人的必要性和价值理念等问题,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反恐诉讼警察证人保护机制的构想。     

论逮捕必要性--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度的设计上,不仅应注重打击犯罪,还应注重保障人权。而在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逮捕必要性存在规范设定上的缺陷,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逮捕被滥用,其余刑事强制措施遭到虚置,一些本不应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我国立法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修改旧法时凸显了对逮捕必要性的规制,以明晰、限缩对逮捕的适用,来凸显、昭示人权保障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回归。     

论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

建立证人拒证权制度 ,其目的在于保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同时 ,它也符合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要求 ,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两个价值目标的平衡 ,有利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在我国 ,设计证人拒证权应从本国国情出发 ,享有证人拒证权的主体范围包括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和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 ,其权利范围不宜宽泛。证人能否行使拒证权应由合议庭最终决定     

刑事证人权利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当前我国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相当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行立法对刑事证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完善。建立我国刑事证人权利保障机制应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遵循事前保护与事后救济,预防性保护与惩罚性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论刑事关键证人的确定

刑事关键证人的理论基础,一是诉讼公正,二是诉讼效益。确定关键证人的范围,首先,应当明确哪些重大疑难案件的证人才有出庭作证的必要;其次,应当明确在这些案件中,哪些证人真正需要出庭作证。结合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和保障人权的现状,确定关键案件的标准应是:其一,案件是否重大;其二,是否属于疑难案件。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确定具体案件的刑事关键证人的范围。在法律中只对刑事关键证人的确定标准进行规定,以帮助法官作出决定。     

新刑事诉讼法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检视与路径探索———基于传统和互联网两种样态的考察

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在信息技术和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大量发生。以新刑事诉讼法条文为基础，论题从积极保护与消极保护相结合、概括保护与具体保护相结合、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刑事诉讼四阶段保护相结合等四个层面对刑事诉讼保护个人信息进行了规范性分析和归纳。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具体设计的疏漏、公权力对个人信息权界限仍不明晰、个人信息保护与司法公开之张力以及责任追究的缺位等是检讨所在。文章试图以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个人信息权利为基点来提供刑事诉讼法保护个人信息的简要模式与注意事项。     

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以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人权保障的理念应作为其基本价值指导思想。为此,要改变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现状,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体系,使刑事诉讼法作为人权保障法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