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上海自贸区的启示

负面清单作为上海自贸区改革一大亮点,体现了我国开始着手建立高标准的投资规则。国外的负面清单制度已发展得较为成熟,无论是多边协定NAFTA,或是各双边协定,其负面清单模式都可为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示。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推行中,应对重点行业实施重点保护,将负面清单制度化,使经济开放与经济安全相平衡,使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自由相平衡,使立法与司法制度相结合。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负面清单”模式下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基于“自贸区”外国投资主体的维度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于外国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国民待遇提前适用于准入前的"外国投资者"。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将产生重大变革,传统上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对外国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为的预审之责,将转由投资经营后通过司法审判中的监督与评价机制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公司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要性将凸显,司法机关对外国公司的主体资格、行为能力以及内部行为等事项应根据适当的准据法进行评判。"负面清单"模式将推动公司资本的流动,但国际投资领域的法治实践表明,促进外国投资和保障东道国公共利益是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我国应利用自贸区的探索体制,完善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机制,在促进外国投资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

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它是我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项目,自贸区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值得关注,该问题需要结合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等多个因素进行探索。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之下,自由贸易区内普遍采取相对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在区内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一些制度上已达成共识。因此,上海自贸区内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执法机制的创新、服务机构的良性运行以及知识产权在上海自贸区内的监管模式的建立都需要与国际接轨,才有利于全面紧跟上海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核心目标。本文选取了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这一视角,通过对上海自贸区这个特殊经济区域内有关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司法保护、行政保护以及行政保护中较为突出的海关保护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上海自贸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统一行政执法管理体系的利弊以及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的探索,比较与总结了国外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经验,对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建设提供参考,提出建议。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治经济学

经过一年实践,上海自贸区建设取得长足进展,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实践问题引人思考,足以作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学予以研究。⑴自贸区有排他性和广纳性两类。广纳性自贸区国际上有着含义有别的不同名称;⑵自贸区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鲜明的市场经济样板,但也离不开行政干预;⑶行政干预是一门需要专家操作的调控艺术。全球经济下,"看不见的手"要允许用足,"看得见的手"要尽量少用,"联动之手"要协调着用;⑷自贸区有两份"清单":"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越短越好;"权力清单"越细越好。⑸工商登记管理模式选择"先照后证"制度,是限制权力不当干预的长效机制。⑹自贸区有三个"不存在":所有制的意识形态障碍、政策倾斜、所有制歧视。⑺自贸区金融发展推动人民币迈向世界货币:这是一个渐进过程。(8)自贸区及周边地区人口将达百万人,需要建设第三代卫星城。把经济效益最高的区域让给入驻企业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     

投资条约仲裁的第二次转型:合法性危机下的全球行政法理论引入

投资条约仲裁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与国家处于相对平等法律地位的非政治化争端解决平台,然私法裁判程序和商事仲裁理论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尤其是管理性国际投资争端时屡屡失灵,引发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危机.透明度规则的确立标志着投资条约仲裁由保密走向公开、由私法裁判向全球治理工具转型,全球行政法理论的引入能够弥补现有投资条约仲裁机制公共职能的缺失.全球行政法要求投资条约仲裁应当具备问责、透明和公众参与、阐明理由和复审程序,这对于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走出合法性危机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自贸区与中国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上海自贸区是以开放促改革的最新前沿试验场,美国主导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给中国造成改革国内体制的外部压力。上海自贸区为中国进一步开放做历史性准备,具有国家金融安全的意义,是国际大战略。     

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致力于加快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但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本文仅就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意见。一、深入研究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立法的差异,切实按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办事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已同一百多个国家和欧共体签订了双边的经济贸易协定,还参加了一百多个国际公约,其中有关经济或民事方面的公约占一半多,包括《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关于这些公约和协定在我国的法律效力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明确规     

广东自贸区：建设背景与运行基础

相较于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的建设背景还包括了内地与港澳深度融合的迫切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广东作为早期改革的试验田、内地与港澳合作的先行地以及拥有珠三角庞大的制造业体系，有利于广东自贸区的先行先试，能在更大程度上探索对外开放新路径。另外，广东自贸区的未来发展不仅要借鉴和复制部分“上海经验”，更要突出地方特色。因此，广东自贸区应在全球竞争中充分发挥粤港澳合作优势，破除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更加有效的负面清单管理，构建粤港澳合作的全面示范区，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做出新贡献。     

中国自贸区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例

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有余,在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已有28项改革措施在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面临的机遇前也所未有,真正实现了以改革促放开放,以改革谋发展。2015年3月中央又批准广东、福建和天津列入第二批自贸区,至此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全面开放的格局,我国自贸区建设也已形成沿海点状布局的格局。就在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倡议亚洲国家间加强海上合作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内涵包括加强区域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四个方面,是更高级别的全面开放和国际合作。中国自贸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脉相承,互相促进的,自贸区建设将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又将促进自贸区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开放。     

论《能源宪章条约》投资规则的可持续发展

<能源宪章条约>是一个在加强国际社会能源领域合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多边协议.可持续发展是该条约的目标之一.该条约的投资规则着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有着潜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吸引更多国家的加人,该条约应该进一步增进其透明度并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     

ICSID仲裁庭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困境及其消解的制度对策

ICSID在解决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大量的私人投资者提起对于东道国的投资条约仲裁,ICSID管辖权的正当性遇到了质疑,该文在对于ICSID管辖权的意涵作出法律解释的基础上,描述了ICSID管辖权实践出现的若干问题,指出导致ICSID仲裁正当性缺失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仲裁庭在管辖权行使时遇到法律解释的困境。分析指出这些法律解释的困境来源于现有的制度规则的缺失,国际投资协定的价值导向不均衡性,法律解释对象的内容存在不确定性、法律解释方法、技术的缺乏制度规范加以统一,没有形成事实上的遵循先例的制度。提出了完善制度建设以消解法律解释的困境,推进ICSID管辖权的正当、有效性,从而促进ICSID投资仲裁体制发展。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中的调解：现状、价值及制度构建

以投资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投资仲裁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端的主要方式,但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因其高风险、高成本而备受诟病。在这一背景下,调解制度逐渐受到关注。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一直未被重视,由于传统投资条约中涉及调解的规定抽象、模糊甚至多年缺失,即便新近的投资条约提及调解,调解依旧很少被当事方选择。此外,新一代的部分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调解适用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的规定,也将进一步导致投资条约的双边化风险。现有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规则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改革当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有效的调解制度十分必要。统一推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化改革,促进投资仲裁与投资调解相结合,强调将调解作为前置性程序是可行之道。我国作为签订投资条约的大国,又有着丰富的调解文化,也应积极探索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以主动应对革新。     

论美国对外贸易区的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对外贸易区的立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州与地方法律法规、判例法以及相关海关国际条约等在内的严密框架体系.其中,《1934年对外贸易区法》是对外贸易区的基本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立法模式的角度看,它还呈现出了一条从“变革性立法”向“自治性立法”逐步转型的进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与上海市政府等先后发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但仍然面临着基本法缺失等诸多挑战.我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经验,尽快启动自贸区基本法制定的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向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特别授权立法,并推动自贸区自治性立法的进程.     

CAFTA旅游服务贸易制度新进展

CAFTA旅游服务贸易制度是规范和促进自贸区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保障,2012年生效的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承诺表中充分体现了近年来自贸区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层面制度的进展情况,今年10月生效的我国《旅游法》也是规范旅游市场的国内制度的代表,笔者通过分析上述制度的内容,总结出CAFTA旅游服务贸易制度的进展情况,并对该制度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论中国与东盟“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机制之完善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创设了"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机制。该机制对于维护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平衡,解决双方间的投资纠纷,促进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该机制在其实施规范、实施机构、实施方式与程序方面存在不足,制约了机制功能的发挥,亟需结合域外经验与自贸区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策略予以完善。     

债权转让通知研究

债权转让通知在债权转让程序中具有重要意义,其效力受债权转让通知的主体、内容、形式以及时间的影响,并同诉讼时效密切相关。典型国家和地区债权转让立法,以及《国际保理通则》、《国际保理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等国际条约和惯例的应用实践表明,我国大陆地区《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有关债权转让立法应承认一定条件下债权受让人作出的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并可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建立有效的债权转让登记制度以增强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推动债权流转,发挥保理等新兴支付方式的效能。     

略论经济主权与中外双边投资条约

经济主权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法律观念，对于国际经济法的重塑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构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也是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重要指导原则。本文试对经济主权的实质、内容和特征进行探讨，并从中外双边投资条约的内容入手，对我国坚持经济主权原则之体现和弊漏作出深入分析，提出经济主权之实现应注意的问题。     

WTO与我国外资法制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外资法制,其体系庞杂繁乱,不符合世贸组织的透明度要求,许多规定与世贸组织的宗旨相抵触,须根据世贸组织有关投资的各项规定来清理、重构其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制定出内外资企业一体适用的《公司法》及其它各项配套的法律、法规,以适应入世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