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会馆与同乡组织及其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天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各方移民移居该地后,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往往因地缘或业缘的关系组成会馆或同乡组织。这些组织为了同乡人的共同利益,往往在客籍地举办诸如收容落难同乡,设立义地,为同乡子弟开办学校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惠及身在异乡的同籍人,而且还融入到客籍地民众生活中,构成了客籍地慈善救济事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同乡组织的近代变迁——以旅京鲁籍同乡会为考察对象

清代以来,随着山东人在北京的聚集,成立同乡组织成为必然。会馆和同乡会都是旅京山东人在北京建立的同乡组织。二者不同的是,会馆是传统意义上的同乡组织,而同乡会则更具有现代社团的特征。与会馆相比,同乡会不仅在宗旨目标、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开放性、民主性的现代特征,其会务活动涵盖范围也更加广泛。同乡组织与时代同步发展,机构设置日臻健全,功能渐趋完善,在社会变迁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助作用。     

赌博与慈善:近代天津华商赛马会

现代赛马的发起者,肇始于16世纪的英国皇家贵族.民国以后,天津租界的中国人口大量增长,华洋交流的频繁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使西方赛马文化在这里发展得更加迅速,对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是时经济实力得到显著提升的华人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基于民族主义与文化经营权利的双重考虑,希图构建一个以华人为主导模式的赛马文化网络.华商赛马会历经民族主义、赌博、慈善等几个历史节点,最终被赋予了城市现代性的表征.     

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与慈善服务的发展方向

培育现代慈善文化的重心应放在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慈善观,消除恩赐与乞讨的不平等观念,将受益人从传统法律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引导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回馈社会。慈善组织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以慈善活动的两大环节为导向,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探索慈善资源在慈善组织系统内部的共享机制。慈善服务应当坚持无偿及非营利的本质,非营利服务应该更多地朝着无偿服务的方向发展。     

慈善组织商业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为例

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是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激进投资的典型案例,它促使人们再度思考慈善组织商业投资的必要性,同时它也反映了慈善组织商业投资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立法保障、文化理念以及监督系统各层面的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完善相关法制建设,通过多渠道保证社会公益为本,建立权威的行业监督机构。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监管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然而2011年集中爆发的慈善丑闻为其发展蒙上了阴影,慈善组织的监管问题日趋迫切。加强慈善组织监管必须采取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治理结构、调整政府监管思路和监管策略、积极调动社会先进监管资源等措施。     

慈惠与商道: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兴起的原因探析

大量慈善组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普遍的社会贫困固然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但创办慈善组织的慈善家群体的目标诉求当是其一个更为重要的促成因素。慈善家群体的职业构成、慈善组织的资产体系及其运作等几个方面因素,使得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创办者在提供慈惠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性目标诉求,而这正是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大量兴起的重要动因所在。     

被困的慈善：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及其重建

慈善组织,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慈善组织公信力构成要件的断裂、变异与缺乏,以及在市场牵引、媒体放大与监督缺失等外引力的相互形塑下,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发生了严重异化,呈现当代中国被困慈善的状貌.要重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须重新定位慈善的本性与推进慈善的现代转型.     

我国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基本构想

慈善组织的认定是慈善立法中的基础性问题,是慈善组织享有"慈善"字样冠名权、免税资格和募捐资格等的前提条件。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目的是将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组织作相对清晰的区分,促进慈善组织实现其慈善宗旨。     

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文章详细讨论了二者在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慈善组织社会问责探讨

通过介绍国外非营利组织社会问责评估,特别是慈善组织社会问责及其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慈善组织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对我国慈善组织社会问责目标、内容、原则提出本文的观点,并尝试建立我国慈善组织的社会问责指标体系。     

近代商人的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商人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们从事了诸如施医、救灾、赈济等传统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从事了诸如开办学堂、学校等教育事业,开办阅报社,创办济良所等新型的慈善公益活动。后者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更大的进步作用。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中国慈善组织建设的系统性思考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栽体,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慈善组织存在状况作系统论意义上的系统性思考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应用系统的相关性、整体性、开放性思想.探讨慈善组织系统与影响其存在的诸要素关系、慈善组织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的整体优化问题.对推进正在起步阶段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试论美国慈善组织监管机制

近年来,慈善组织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是由法律、政府、公众及内部自律等要素综合力量实现的,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处于尚未成熟阶段,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其现状会影响到慈善事业发展的整体状况。文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方法,逐步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监督机制,以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在法治的轨道内健康稳定的发展。     

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

本文分析了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指出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从现实需要看,当前中国不仅仅需要培育狭义的慈善组织,也需要培育广义的慈善组织,特别是立足于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而全国性、全省性等高层级的慈善组织应当更多向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过渡。在培育模式的选择上,从培育的动力、培育的能力与可行性角度分析,民政主导模式、基层政府主导模式、业务主管部门主导模式和专门机构主导模式各有优缺点,基于国内四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中国未来也应当选择统一培育模式。     

中美慈善组织政府管理比较研究

美国政府主要使用经济手段对慈善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而中国政府侧重行政手段,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美国慈善组织的注册程序比较简单,注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身份;而中国的慈善组织注册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选择的结果,侧重对慈善组织的控制。其次,在税收管理上,美国政府侧重发挥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发展的激励作用,而中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覆盖面窄,对慈善组织激励功能有限。第三,除了税务部门以外,美国的州政府和州检察长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有很重要的监督和管理责任,而在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采取的是多主体模式,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