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三省注《通鉴》地名的得与失

注释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显著特点之一，历代史家有着良好的注史传统。他们的工作概括起来，大体上包括训音释义、校正文字、拾遗补阙、辨正异同等几个方面。元代著名史学家胡三省注《通鉴》，继承了历代注史的优良传统，功绩卓著，被后人誉为“《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本文就胡氏注《通鉴》地名的得失，作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述     

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特征

本文以《左传》、《战国策》、《史记》三部著作为主要依据,来探讨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某些共同特征。概而言之,其共同特征是:美恶并举,褒贬分明;冶文史于一炉,酌奇而不失其真。(一)秉笔直书,美恶并举,被奉为历史家的史德,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褒善贬恶,在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中就出现。但比较隐晦,《左传·成公十四年》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刘勰也认为,     

浅谈唐罗战争中的“买肖城之战”

公元670年至675年,新罗在协助唐王朝灭亡了百济、高句丽之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唐王朝驻军爆发了战争,史称唐罗战争,其中"买肖城之战"尤为史家关注。中国古代史书与朝鲜半岛方面史书对此战的记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日后中外学界对此战评价多有分歧。经比对分析,成书于王氏高丽时期的《三国史记》对此战之记载多有不实。     

论“文学编年史”的著述体例及其史学功能——兼论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

文学编年史是一种专题编年体史书,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陈大康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展示出编纂者的一双慧眼、一片深思和一番诚意,为我们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文学编年史著述体例,不仅体现出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提供了极大的史学功能。     

翁方纲之正史品评及其史学思想

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翁方纲并不以史学见长,其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正统观审视历代史书,主张读史应鉴古知今,尤其关注典章制度。在各种史书体裁中,他偏好纪事本末体,认为纪传体、编年体各有优缺点。他的这种史学观念形成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充分反映了清中期官办学术工程下的学术思想特色及其生存状态。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唐修正史探析

对于唐修正史问题的考察,应回到历史"现场",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予以整体性观照,进而从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中探寻唐初史学演进的脉络。唐初政治家、史学家以政治性需求与学术性考量二重性原则为指导,历时30年先后撰成八部正史。从八部正史成书的时间与撰修的过程来看,唐初正史编纂的演进有着内在的逻辑。在运用纪传体撰写断代史已成为修史范式的背景下,唐初当权者对李延寿《南史》与《北史》的成就与地位,采取包容与肯定的态度,从而使唐初正史的编纂兼具断代与会通两种不同风格。在史书性质上,唐初所修八部正史可以分为官修正史和私修正史两大类型。从二十四史成书的历程来看,唐初正史的编纂处于私修向官修的范式转型期。     

论《聊斋志异》的史学色彩

《聊斋志异》（下称《聊斋》）是清初学者蒲松龄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就其文学成就来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造诣，都堪称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峰颠之作。笔者认为，《聊斋》不仅是传奇志怪，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史学特点。１．在形式上有意仿史。中国史学著作的形式或曰体例，主要有两种，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在“二体”中，纪传体为后世所推重。被封建朝廷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全部是纪传体，它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蒲松龄学富五车，博通经史，《聊斋》在体例上就深受纪传体的影响。第一，《异史…     

《新五代史》问世的启迪

本文从北宋时期社会现实尤其是人们的精神风貌出发，揭示了《新五代史》撰著的现实需求及撰史的动机，分析了该史书的创新贡献与影响，对今天的史学发展有启迪作用     

《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

《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实录"的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使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也使史家思想和学风中融入了实录精神。许多优秀的历史撰述成果由此诞生,从而使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向真理的方向前进。     

史学活动与社会结合的意义--读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瞿林东教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考察 ,以事实说明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和史学对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 ,强调史学家应该具有关注社会的治史宗旨 ,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认识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对我国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明代前期 (洪武至正德时期 ) ,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 ,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息。统治者对史学功能的强制利用、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政策的实施、理学侵入史学、皇族政治纷争造成《实录》失实、史官制度不健全 ,无论是对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创新史学：进入新世纪

史学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提出三个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创新史学一定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要关注当代高科技发展对史学发展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史学工作者要有开阔的历史眼光,要有世界史的意识,重视吸收世界与我们民族史学遗产的优秀成果,作为创新史学的营养。     

论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之社会条件

:欲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史学为什么会在 1 9世纪中叶发生了空前的、深刻的变革 ,就必须首先全面研究 1 9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这是因为后者不仅是引起前者发生变革的基本条件 ,而且前者的一切变革无一不受其制约和影响。故本文旨在分析和阐发引起 1 9世纪中国古代史学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条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统治危机的加深 ,以及“西学”影响的扩大等     

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

本文非但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和主要规律,以及几点基本估计的视角和层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历程与本质,以及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理性回顾与阐释,而且亦从唯物史观和史学创新,以及人才和学风等角度,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作了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庞大的历史著作。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国家职能完善及统治者对发挥国家职能的自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讲,还是从发挥国家的统治职能讲,都对明清两朝的官修史籍的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封建国家的职能发挥,对于史学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论古希腊史学认识中的理性方法

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史学 ,一方面以理性的态度进行了史料批判 ,以弄清历史的真面目 ;另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尽可能作出了合乎理性的解释。从这两个方面体现出的理性方法 ,奠定西方史学认识中的理性传统     

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产生的。梁启超首次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的轮廓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并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论述 ,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文中剖析了中国史学史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个人因素     

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进化史观传入中国后 ,成为猛烈批判旧史学的思想武器 ,中国史坛由此提出了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和主张。进化史观在五四时期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范围仍然最为广泛 ,影响力也更加深入。进化史观在五四前后中国史学转型、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 ,依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知识经济时代史学研究质量论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研究的规模和成果的数量都是空前的.但如果仔细审视这种发展现状,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原因在于史学的研究质量还有改进的余地.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史学若想与时代同步,必须改变研究现状,在提高自己的研究质量上下功夫,以学术研究质量的最优化来获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