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本体与工夫之辩:致良知说再阐释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说，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展开为本体（良知）与工夫（致）的统一。王阳明以“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在对本体作先天预设的同时，又以后天工夫限定了本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张力。由工夫而达本体的过程，既表现为正面的切入，又有去蔽、日减的维度，后者以意见的悬置与世俗的意义世界之消解为其内容，其中包含多重理论意蕴。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刘宗周学术讨论会述要

1988年是刘宗周(1578—1645)诞辰410周年。为纪念这位明末的进步政治家和杰出思想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省中哲史研究会于1988年11月21日至24日在绍兴举行了首届刘宗周学术讨论会。省社科院副院长王凤贤研究员就刘宗周伦理思想的特点作了主题报告。与会代表还围绕着下述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刘宗周思想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刘宗周思想的特点是他的慎独学说。“慎独”范畴发展为一个思想体系。“慎独立说”主要是发挥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兼采《中庸》、《大学》以及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这一学说的中心议题是讲“工夫”,把工夫放在第一位。其精华是强调伦理主体(我、心)在道德实践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慎     

“心即理”的意向性诠释——从现象学看阳明心学

从现象学看阳明心学,可以发现阳明心学与现象学尽管相隔遥远,但其"心即理"的论说依然充满了现象学的意味,其"为己之学"俨然是一种主体哲学。虽然阳明心学的立足点在伦理实践上,但它的"心学"建构却是围绕着主体的意向性来进行的。阳明心学关于"良知"和"致良知"的陈述,以及"知行合一"的定义,无疑是饱含了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诠释,即展示出了阳明心学所具有的主体性向度。     

本体与工夫：从王阳明到黄宗羲

在心学系统中,良知赋有本体的意义,致良知则表现为后天的工夫。本体作为普遍必然的理性原则,是先天的,但并不是超验的,惟有在后天的工夫展开过程中,先天的本体才能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但在黄宗羲看来,工夫的展开并不表现为先天本体的实现,本体即形成并体现干工夫过程,离开工夫别无本体。     

王阳明与知行之辩

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既是效良知说的逻辑展开；又是以如何效良知为指归的。良知作为本体具有先天性质，故必须把致良知的目标确定为从本然走向明觉，这就不能离开知与行的互动，由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这一学说强调行不但是致知（本然之良知）的路径（中介）；也是判断真知的准则（具体存在方式）；而这一学说的目的则是强调德性与德行的统一，这是其"立言宗旨"。但从认识论上讲，知行合一则表现出了销知入行与销行入知的双重倾向，从而使这一学说表现出颇为复杂的形式。     

论陆王“孟子学”的不同进路及对孟子态度之差异

象山心学与阳明心学通常都被视为“孟子学”,但二者却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陆王接受和进入“孟子学”的进路上来看,象山的进路简易直截,即通过读《孟子》而自得于心;阳明的进路则较为曲折,阳明主要是在与朱子“格物”之学的长期对话中,在龙场引入《孟子》的“良知”重新诠释《大学》“格物致知”之后开始进入“孟子学”的。其次,从陆王对于孟子的态度来看,象山对孟子极为推崇,并态度鲜明地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阳明则从未自称其学为“孟子学”,并且相较于《孟子》更重视《大学》。     

儒家道德自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重视人伦,强调伦理本位,主张道德自觉应从个体入手,并形成了一套关于道德自觉的理论,主要包括道德自觉的起点、内容、方法和境界等。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为人",要处理好各种伦理关系,做到孝、悌、忠、信;其主要方法有"格物致知"、"致良知"、"反求诸己"、"慎独"等,道德个体如果能达到时时处处按道德规则办事,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那是道德自觉的最高境界。当代德育培养道德自觉要从个体入手,重视伦理本位,培养人的道德反思能力和自觉践行能力,使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青春活力。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搁置外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外交理念新探索

所谓搁置外交是指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进程中,对一些历史遗留的、在近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去解决的一种外交方法和策略。搁置外交策略不是缓兵之计,更不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它是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谋求矛盾的和解,谋求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的内涵。笔者认为,搁置外交不仅对中国在处理周边问题特别是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他国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对孔子德治思想的再认识

针对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时期充满纷乱、冲突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认为政治必须建立在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和感化的基础上,同时特别强调德治的关键在于当政者的道德操持.孔子的德治思想饱含人道主义、民本政治因素,不仅对推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其合理内核部分对加强我国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仍具有较大的文化支持意义.     

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

米勒根据电子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变化和文化研究转向的事实,提出和阐发了文学研究“终结论”,但另一方面又相信传统的文学研究仍有意义并将继续存在,这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和张力的悖论式命题。通过对这一理论命题的解读,我们可以领悟到:文学及其文学研究是否走向终结,未必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重要的是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以及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这样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和开辟新的前景。     

王心敬理学旨趣浅析

洞悉王心敬的理学旨趣,关键在于对其本人理学思想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心敬的理学思想,就本体论方面看属于心本论,就心性论方面看,持性体心用说,就工夫论方面看,标榜“持敬”,本质地说即“正心”。这都是其理学思想心学旨趣的根本体现。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

如所周知,宋代理学的道统是由朱熹所建构。从此以后,濂、洛、关、闽之说深入人心。其实周濂溪本无籍籍名,只因为朱子欣赏他的《太极图说》,又因为他在二程年轻时做过他们的家庭教师,于是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祖,此后并无异议。然而程伊川作《明道行状》,却说他泛滥于诸家,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也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可见洛学才是真正的正统。张横渠的情况最为令人困扰,在行辈上是二程的表叔,但门人作行状谓横渠学于二程。虽为伊川所弹正,却已形成先入之见,不易改正。当代又因横渠喜言气,而比附于唯物论,徒增缭绕。一直到牟宗三先生著《心体与性体》,阐明横渠的思想“天道性命相贯通”,有超越层面。又指出明道一本之论与伊川理气二元说有重大差别,朱子继承的是伊川的形上学,这才得以正本清源。然还不免重点过分放在心性论而旁置宇宙论,对横渠思想的诠释尚有一间之隔．有待澄清,故有本文之作。     

“政策性离婚”的伦理考量

“政策性离婚”是指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出现的离婚现象,其实质是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规避政策的限制,以实现个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诱发“政策性离婚”的伦理因素包括：经济利益至上导致的婚姻伦理关系的淡化、道德监督缺失带来的婚姻主体道德责任的弱化以及制度伦理失范引发的社会道德环境的恶化。为了减少“政策性离婚”等类似社会现象的发生,必须强化个体道德自律,坚守婚姻的道德底线;健全道德监督机制,促进社会生活的规范化;推进制度伦理建设,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和谐。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Abstrac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he United States claimed to be neutral, but was in fact pro-Japanese. Before the war, it repeatedly refused mediation requests by China and Korea and rejected Britain’s joint mediation proposal while tacitly agreeing to or inciting Japan’s launching a war. During the war, American diplomats, as wartime protectors of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nationals, frequently went beyo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tect Japanese spies in China. As the only mediato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rejected the joint mediation efforts of European powers and helped reduc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it unilaterally convinc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accept Japan’s aggressive demands so as to help Japan achieve its war aim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bias towards Japan was that it hoped to use Japan to end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order to further open the door to China while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Britain and Russia in East Asia.     

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

关于二战爆发前夕前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长期以来史学界褒贬不一。争论焦点在于该条约与二战的爆发是否有直接关系上。事实证明，二战的爆发与德国的野心及英法的绥靖政策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苏德条约客观上虽促使二战提前爆发，但它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朦胧诗"--永远的丰碑

崛起于80年代的“朦胧诗”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朦胧诗”使用感觉和意象表达思想,对新中国以来的诗歌有重大突破。“朦胧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学习古代朦胧诗和现代象征的产物。从心理意义上看,它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主要来自诗人们富有个性的哲学思考,思考人的存在的强大灵魂,是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