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国的“司马”

楚国的官制自成体系,与中原诸国官制迥然不同,甚至职官名称都异于中原诸国。只有“司马”例外,它是为数不多且与中原诸国职官名称相同的职官之一。因此,研究楚国“司马”的设置、职掌及其属官等情况,对于深入探讨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楚国官制中的选官用人制度,对楚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楚国历史的兴衰。同时,楚国官制对中原诸国的官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对秦末农民起义军的建制、刘邦早期汉制也产生了影响。因此,研究楚国官制,对于深入探讨先秦官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评述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最为完整,最具特色,因此,楚国官制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密切关注,论者颇多。论者对楚国官制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对于楚国官制的总体,即职官设置、职能及其特点涉猎的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国内外关于楚国官制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仍然存在着不足。     

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中央军事职官及其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南方一个大的诸侯国,其军事力量强大,中央军事职官众多.深入探讨楚国中央军事职官的设置及其演变等情况,对于研究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5世纪楚国和雅典的官制比较研究

公元前5世纪是楚国和雅典官制的成熟定型期。从对二者的行政、军事、经济等官制的比较中可见,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楚国和雅典在职官设置、官员产生和其权力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官制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基本相似,官员都讲究出身,都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试论清末官制改革(1901—1911)中的文官设置及其特点和影响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文官设置包括对中央机构的调整和增设,以及对内阁的改组等。文官机构的调整和改革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重用皇亲勋旧,并在一定程度上取法西方,来达到权力制衡,并以渐进因循的方式进行官制机构改革。清末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整个政治体制包括文官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和大调整,其规模、深度和广度为前代所无。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当时政治体制的近代化过程。     

清末督抚与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清政府企图借官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地方督抚则想借官制改革的机会向中央夺取更多的权力，打破满清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双方的激烈斗争和冲突加剧了清末政局的动荡，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在客现上延缓了中国地方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古代陪都留守官制演变初探

陪都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意义的社会建制,其管理体制(官制)亦具有特殊性。陪都留守官制是中国古代陪都官制的主要特征和核心。中国古代陪都留守官制经历了一个现象出现期、制度确立期、彻底职官化和两京双套制时期。从先秦到汉晋是陪都留守官制的发生期,西周为陪都官制之始,直至东汉末期出现了陪都留守,预示着陪都留守官制向着新阶段发展。经过南北朝的酝酿,隋唐时期正式建立了陪都留守官,陪都留守官制进入了建置时期。宋元时期,陪都留守官制进入彻底职官化时期,陪都留守具有了较完备的管理机构——陪都留守司。明清时期,陪都留守官出现了两京双套制,演变为与京师相似的一套官制,是陪都留守官制进一步独立发展完善的阶段。对于陪都留守官制的梳理与总结是中国古代陪都史乃至官制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光绪末年官制立法评析

光绪末年,为应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清廷先后宣布实施新政和预备立宪,两项改革均以官制改革作为重要内容,相应地带来了官制立法的较大变革.历经七年,传统官制的形武特征逐步淡化,机构设置和职官选任均有较大突破,但是,受自身既得利益的羁绊,清廷的官制立法改革多流于形式,官吏选任当中的等级特权、中央集权以及民族歧见仍然未得改变,...     

楚官补考

春秋战国时期,以官制完整而论,莫过于楚;以官制独特而言,亦以楚为最。因此,探讨楚国官制及其源流,是楚国典章制度乃至先秦职官制度研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有识于此,或对楚官名称和职能展开论证①,或对楚官源流进行考索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在此仅对诸文未涉之楚官略作补考。     

浸润于巫文化中的楚文化探析

巫文化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特称,也是楚文化的独特内涵。本文依据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理论,从长江文明发展的整体视角着眼,独辟蹊径,以荆楚大地原始先民的巫术信仰、巫风习俗和祭祀歌舞为切入点,深入考察巫文化如何渗透到楚文化系统之中,并对其内涵、特质及风格产生作用,进而对长江文明产生影响。通过此项研究,旨在勾勒出浸润于巫文化中的楚文化风貌,从而构建起以巫文化为纽带和特质、以楚文化为主要载体的长江古代文明系统。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楚人的视感与审美心态

楚艺术造型符号体系不仅是上古楚人的文化创造行为 ,而且还是楚人的视觉体验与审美心态的映射。楚人的视感与审美心态有如下特征 :对运动美的神往 ;对整体造型的把握和对特征部分的敏感 ;对色彩美的感悟 ;对空间境界的拓展。上述特征是上古楚人视觉与心理选择的结果 ,它们共同构成楚艺术造型符号的特殊旨趣     

楚国赋税制度综议

楚国的赋税制度,主要包括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和关市税等几种形式。楚国的军赋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为目的,田赋则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旨归。楚国的地租制度一开始便与中原诸夏不尽相同,至战国中期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农民转嫁自己沉重赋税负荷的重要手段。楚国的户口税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以口为收税标准。楚国关市税的特点是向巨商大贾倾斜,这是楚国为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采取的让利政策。     

战国鸟虫书述论

鸟虫书是我国汉字、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花期”虽短,却因其极富美的韵味和感染力而为世人所关注。鸟虫书的魅力既表现在线条的虬曲、柔美,也表现在结构的对称、和谐,具有细巧华丽、神奇诡谲的浪漫主义色彩;其形体的修长、挺拔在汉字字林中更是独树一帜。考察鸟虫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它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楚国青铜铸造业的发达,尊凤尚巫的文化习俗及老庄对精神活动自由境界的崇尚等都滋润了它的产生。鸟虫书是楚人当时审美观念、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是楚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诗中的促句格

“促句”一词最早见于《天厨禁脔》,其创作实践可以追溯到先秦。秦始皇的《峄山刻石》不是促句格,完全成熟的促句格出现在初唐。其创作规则无外乎两条:每句用韵;每三句一换韵。至于篇幅长短,则根据内容需要而定,所谓两叠、三叠之说,均失之查考。     

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研究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系统比较复杂,通过对战国时期《楚辞》以及楚地出土战国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统计,发现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余（予）”、“朕”,论文分析了它们在使用频率、称数、句法功能以及谦敬功能方面的特点。     

楚风俗对楚器物造型和装饰的影响

楚国的造物品类繁多、主题鲜明、格调清奇灵秀、色彩斑斓繁艳,开创了上古南方审美文化的新视界。楚器物从造型到装饰所表现出来的楚风特征表明,楚器物的产生与楚风俗有着密切的关联,楚风俗是楚器物发育生长的母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