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政治理念: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纬度

先进的政治理念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政治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形式。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文学就不能回避对政治的表现。先进的政治理念得到艺术化表达,必然能够丰富和提升文学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当下文学写作不是"去政治化",而是政治神圣感的缺失。所以,先进的政治理念,理应在文学写作中得到理直气壮的表现。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

置放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二元维度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要么对于资本逻辑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以"非正义"的应然逻辑来实施批判,从而成为一种"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么是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所指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铁的规律"的"政治科学"。那么,如何解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存在两种政治理念的解释困境呢?实质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阐释困境"向后看"发端于第二国际,"向前看"可通过嵌入"规范性视角"与"经验性视角"的理论传统回溯发现它们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养料。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同样可以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应该是两者的"合题",从而实现政治哲学史上的变革。     

政治理念、政府与行政之间——论行政贯彻政治理念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亦即上层建筑的思想部分是支配着上层建筑的"设施"部分,即政治的、政府构架的部分的.而行政.不但应该是"设施"的,即政府政令的执行者,而更应是思想上层建筑的执行者.但现实却是行政往往只是政府的执行工具,而它与政治理念的关系则隔着政府、政令的刚性构架,因而常常是疏远的.这种状况与我党的宗旨不符,与我国行政的根本目的不符,应该予以改变.     

别现代主义美学的启发和反思

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美学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哲学界和美学界的关注,应该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一件有益的事情。别现代主义美学至少启发我们: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和创新应该从中国当代的社会实践出发,应该明确中国当代的社会实际状况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并置和杂糅,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不能跟着西方美学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应该有自己的"主义"和新话语,应该能够与西方美学对话交流,并且自立于世界美学之林。别现代主义美学完全应该而且也只能是中国当代美学多元共存格局中的一元,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别现代美学、别现代主义美学的内涵建设应该更加深入持久,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主义""新话语""新体系"的建设,达到国外学者赞誉的"哲学四边形""哲学时刻"的高度。     

经典“阐发”和哲学话语创新:郭象《庄子注》的启发

本文考察郭象《庄子注》在经典"阐发"过程中的哲学话语创新。经典"阐发"是创造性地朝着诠释者特定的哲学方向忠实地阐发经典的义理潜能。哲学家在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回应时代问题,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理论与现实及德性之间的互动,实现"述而作"与"作而为"的统一。在经典阐发的过程中实施哲学话语创新,旧语汇之安顿和新语汇之开发往往相辅相成;旧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可以翻转为新话语体系中的边缘词,旧话语体系中的边缘词亦可以翻转为新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而新话语"体系"需要包含一系列相互支撑的新语汇。     

试论卢梭的审美现代性启示

卢梭对于"文明与异化"等社会问题做出的反思与批判,赋予了"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意义指涉,尤其是他对于科技与道德等二律背反现象做出的深度思考,为解决当下的文艺学、美学理论建构中的问题提供了以下三点启示:一是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张力问题,即理论话语应该具有反思性与批判性,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日常社会经验的超越;二是审美现代性理论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实现由封闭向敞开、由空间性向时间性的转换;三是审美现代性话语的边界问题,即理论话语应该体现价值观照的当下性,而非物质膨胀的当前性。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从剧到诗:论贺敬之对革命话语空间的开拓

贺敬之在诠释政治理念、创造政治革命历史的要求下,于宏大的主流话语空间中,开掘出一个个边缘性话语形式,以民间的、人伦的、日常的、忆旧的话语来表达时代精神,以"回避"直接写"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的方式丰富和开拓着革命话语空间.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由新歌剧<白毛女>开端,至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已发展成为一种追求模式,它体现出作家在政治理性规范中坚守个人性的创作目的.这一独特的阐释角度使以前固有的对贺敬之的评价标准破碎了,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单一产生的局限,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节日与教育:中共儿童节纪念述论(1937-1949)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华民国政治框架内,儿童节被引入中共根据地节庆序列中,加以纪念。迫于政治斗争形势,中共借助儿童节动员儿童,通过阐释纪念话语重新塑造儿童的社会形象,同时利用纪念大会、政治测验和儿童游戏等纪念活动传播政治理念,激发儿童对其政策的热情和支持。被动员起来的儿童踊跃参加各种革命工作,展现出一种自身力量。显然,对于中共而言,儿童节的政治意义更多的在于政治教育与儿童动员的有效衔接。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探析

中国哲学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话语盲说方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它作为一种以"经"或"经典"为依托,以"义"为核心,"借事明义",发挥其中"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经典诠释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尽管其中既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又包含着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然而,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历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如果剥去它政治伦理的外衣,祛除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的芜杂,经过现代转化应当成为我们构建属于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民族气派、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言说方式的重要资源.     

宪政刍议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解剖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     

突出主体性:左翼启蒙派话语突围的一种尝试

突出文艺主体性是左翼启蒙派显著的理论特征,也是其理论建构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在政治话语压抑美学话语、个人话语的特定时代情境下,这批作家依然固守着某些"五四"启蒙文学观念,在尊重特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凸现个人话语,并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展开对文艺主体性问题的探究,在文艺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寻求一条有别于左翼功利派的文艺价值论路向,为在当时语境下展现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是在艺术自主与政治他律之间寻求话语突围的一种尝试.     

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晚近对于经典美学的三次挑战及其学术意义

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先后提出"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等理念,对于鲍姆加通创立的经典美学提出了三次挑战。他们对于肉体、身体的美学意义的肯定表现出学科建设的冲动,他们反对将美学归诸认识论,确认美学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重要的担当,谋求身心的一体性、交互性,直面现实问题,发挥实际效用,促进人的完善。这三位美学家各异的学术背景在对于经典美学的挑战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沉重的社会负荷,使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的存在淹没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中,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评判。究其实际,现代颓废主义文学是一种美学现代性的表达,来自于对现代进步神话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一种美学反抗。这种反抗既是美学的也是道德的,自有其价值与意义。我们需要为之"正名",进而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话语构建和走向文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断想

一般而言,话语的形成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由此,中国话语形成了三个特点:一是语词涵容性,所谓一词多义;二是体悟方式,即中国话语的表达往往需要深层的理解和感悟;三是比类逻辑。这些特点导致了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语境差异预设在先,难以弥合。虽然如此,中国文化与世界各个文明在基本理念方面却有相通之处,这就为中国话语与世界文明的沟通提供了津梁。同时,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中国话语构建必须在中华文化与现代化社会政治价值互动和交融的过程中达成。中国政治思想能够走向世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就需要具有共同的现代化社会语境。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融合现代政治理念,由此开通走向世界的唯一路径。     

论现代新儒家话语中的“民治”——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反思旧文化,建设新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任务.思想者应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构造出新的话语空间.在此种论阈内,思想者应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集中考察"民治"这一政治(学)概念的缘起、内涵以及它与"民主"、"平等"、"自由"、"财产权"等西方式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剖析"民治"儒学化的表述,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学话语对传统政治话语实践的神话性祛魅以及对其新神话性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