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佛老

文章认为,阳明心学确实受到禅宗佛学和老庄道家的深刻影响,但在终极追求问题上,阳明心学从根本上与佛老区分开来了.阳明在学脉上归宗儒门,他在批判地融合佛老真妙的基础上,极大地发展了儒学,使阳明心学成为新儒学.阳明心学在“天人合一”思想方面向儒学本源作了深刻回归,提出了心、性、天三者“一也”的结论,通过“良知”把人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阳明对佛老从原理到方法扬弃地吸收,借禅学革新了儒学,孕育了近代新思.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王阳明致良知学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

从现象学还原的层面比较了王阳明心学与萨特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了阳明“真己”与萨特“自为”的相似点,阳明“人心遮蔽”与萨特“意识物化”的相似点,以及阳明“致良知”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认为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间可以相互诠释,从而使王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精神上找到对话之点。     

王阳明早年“出入佛老”研究

“出入佛老”几乎是宋明哲学家必经的思想历程,也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围绕阳明心学发生史上“阳明洞修道”事件中的前知和内照光景问题,分析阳明“出入佛老”过程中所发生的从身到心、从术到道、从仙到佛,也就是从养生到境界的思想历程,揭示其哲学意义是使阳明由佛老虚无境界的精神体验出发走上在儒家日常的感情和伦理生活中实现超越的精神境界的道路,从而为他建立融合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心学理论准备了条件。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心学视野下《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探析

明代阳明心学对《西游记》影响深广，本文拟从“自然人欲”与“正心诚意”两方面分析心学视野下猪八戒形象与心学同中有异之处，从而揭橥猪八戒的形象意义。     

论明代心学的逻辑发展

心学是明代占主流的思潮,由陈白沙开其端,至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后学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传播王学时偏离了其宗旨,成为王学思想的"异端",王学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明代心学的这一发展进路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主体的不同境遇息息相关。当然也是理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阳明心学兴起与复古文学迁变

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乘理学之衰而兴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代表人物有前七子的徐祯卿、郑善夫和后七子的屠隆。徐祯卿受到王阳明个人的感召,趋向心学,但文学复古主张并未发生太大的改易;郑善夫接受了阳明心学思想,直接波及其文学创作和理论主张;屠隆接受阳明心学思想而走出复古阵营,甚至加入到以心学理论武装的文学革新派的队伍中。徐祯卿、郑善夫和屠隆的例子,充分显示出阳明心学的兴起、繁荣与明代复古文学潮流迁变之间的关联。     

试析阳明心学的生态智慧

阳明心学的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不仅体现在其修身养性之说,而且也表现在其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中.以阳明心学生态思想为切入点,分别从心物关系、良知说、等差之爱几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阳明心学的生态伦理观,从中总结出阳明心学的生态思想所体现的审美性、道德性和实用性等生态伦理特质,并结合当下的生态运动解读阳明心学所体现出的生态智慧及其理论价值.     

亲密关系中“因爱生恨”的原理与化解——基于阳明心学视角

所谓的“因爱生恨”如何形成?基于对大学生、青年夫妻、离婚人士的访谈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并非真正的“爱”产生了恨,而是“爱情”中的私欲产生了恨。本文基于阳明心学视角对“因爱生恨”原理进行讨论,认为阳明心学相关理论对当下中国人的婚恋实践有指导意义,也为当下婚恋中的“因爱生恨”提供了化解路径。     

国内百年阳明心学研究述要

国内阳明心学的现代研究始于1910年代。1910-1950年，阳明心学研究是根据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基本理论架构；1950-1980年，主要是台湾学者在阳明研究中作出了一些推进。1980年，大陆阳明心学研究重新起步，突破了唯物唯心二分式的理论框架向纵深发展。直至今日，阳明心学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展开，取得了较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阳明心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     

作为现象学的阳明学如何可能

以现象学改造阳明心学,须坚持胡塞尔现象学回到“原初给予的直观”这一根本原则。此一原则在中国哲学中具体落实为以“本体”概念为核心的“原生现象”。一切在原生现象基础上流变而来次生现象,亦必须“还原”到原生现象这种“原初给予的直观”中予以重新理解。依此理解路径,阳明心学中“良知”的真实内涵也就须统摄于“本体”之中,而耿宁所并列划分的良知三义说亦需要进行重新理解与厘定。将良知第一义的“向善”禀赋与第二义的善恶分别意识还原收摄到“良知本体”中来,将经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提升为先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不失为阳明学现象学化进程中的一条可能通道。     

论阳明心学对晚明越地文人性灵思想的影响

阳明心学推崇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意识,强调处于本体地位的“本心”和“良知”,其中包含了“狂者胸次”“自然人性”等性灵思想的萌芽,经由以王畿为代表的龙溪学派和王艮、罗近溪、李贽等泰州学派的演绎,阳明心学中蕴含的个性解放思想得以张扬,进而对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等越地文人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徐渭提出的“求真绝伪”、陶望龄“自胸膈中陶写出”的作文主张、王思任强调“言己”本色、张岱推崇的“冰雪之气”,无不受到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直接或间接的熏陶。不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阳明心学中崇“理”的一面,体现出文化传承的复杂性。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阳明心学的境界论意涵

在阳明心学中,境界即本心良知在现实人生中的呈现。阳明以“求尽吾心”成就自我立论,在成己之说的基础上,指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才是至仁的境界,这样从小我上升到大我的仁者天地心境界。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