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是宋代的理学家,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与朱熹、张栻齐名,人称之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他在学术上力图调和“朱学”与“陆学”之间的矛盾,并“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另一方面又接受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合陈君举(陈傅良)、陈同甫(陈亮)二人之学问而一之”,从而自成一个学派——“吕学”,在当时的思想界颇有影响。朱     

宋代浙江事功学派述评

宋代学术文化空前繁荣,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行,通过讲学,形成许多学派,学派之间相互交流竞争,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观点。北宋时期便有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二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等等。南宋以来,学派更是众多,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学、陆学和在浙江地区形成的浙学。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二者皆注重于心性义理的研究,而浙学则在言性命义理的同时,“必究     

金履祥——元代金华朱学干城

金华朱学开创于南宋末期,兴盛于元代。金履祥(公元1232—1303年)继金华朱学的创始者何基、王柏之后,致力于传播朱熹理学,成为元代金华朱学的干城。融会四书贯穿六经金履祥的理学思想受其师王柏的影响很深。早在其受业之初,遂听从王柏关于为学之方在于“立志”、读书之目“自四书始已”的告诫,确定了治学方向,并愈来愈显示出“融会四书,贯穿六经”的治学特色。众所周知,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表彰四书,并精心加以注释,使之取代了六经的地位,成为儒家学说的权威性经典。儒家六经,自汉唐以来,曾有众多的儒学经师为之注疏,这是经学传播、发展的一大特点。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在金履祥之前尚少有人以传统的注疏方式为之疏义。金履祥首先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南宋“浙东学派”研究的一项硕果

潘富恩、徐余庆师生第三度合作的结晶——《吕祖谦评传》(以下略作《评传》),作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前不久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近年来国内有关宋代思想史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所获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一) 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又是个造诣颇深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卒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为别于乃伯祖“大东莱先生”吕本中,又有“小东莱”之号。溢曰:“成”,学者亦多尊之为“吕成公”。吕氏祖籍山西,后世屡迁,北宋时曾居安徽寿春、河南开封等地。靖康之乱,宋室南渡,曾祖吕好问亦携家南徙,至婺州     

扩展中异化的后朱熹时代的道学话语——以北山学派为例

朱熹后学在对朱学传承扩展的过程中,其道学话语呈现出异化特点,即主话语的扩大化,在将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朱学经典教条化的同时,由<四书>扩向五经阐释,乃至四部,把朱熹由博返约的学术范围转变为由约向博;话语的非道学化,以制度、训诂等补释朱学,使得朱学走向了多元的学术路线.朱学在其中渐失去理论特性和自身生命力,发展陷入困境.     

南宋婺学与永嘉学派

南宋时期,在理学盛行之时,两浙东路产生了主张事功反对理学的浙东学派,简称浙学。元代学者刘埙《隐居通议二》说:“宋乾(道)淳(熙)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祖谦)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行己)、郑景望(伯熊)、薛士龙(季宣)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傅良)、有徐子宜(谊)、叶水心(适)诸公出。”据此,南宋时期的浙学,主要是由婺州学派与永嘉学派构成的。浙学以后虽在理学特别是朱熹道学门徒的诋毁、排斥下,几乎“废而不讲”(王祎语),但仍不绝如缕,对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发生巨大影响。关于婺州学派(简称婺学)与永嘉学派学者的交往、影响等一连串问题,本文试加论述,幸祈教正。     

朱学的演变和李退溪哲学

十六世纪朝鲜的理学(新儒学)大师李退溪(1501——1570),是朱熹哲学的传播者和拥护者。他一生为传播朱熹思想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朱熹哲学的内在矛盾,从十二世纪末朱熹去世,到十六世纪中后期,约四百年间,朱学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向两个方向进行。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以及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王阳明心学;一是经过黄震、文天祥、刘因、薛瑄等人,转化为罗钦顺气     

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他的道德言行对南宋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曾投书王十朋,愿为门客,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朱熹还向刘珙举荐过王十朋；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则颇为欣赏.王十朋对张拭有举荐提携之恩；在张拭眼中,王十朋是一身正气、刚言直谏的前辈.真德秀崇拜王十朋的道德文章,多次用理学思想分析阐释王十朋受泉州百姓爱戴的原因.王十朋主张融合性理与事功,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与传统理学家以思想立身不同,王十朋以践行理学理想的方式确立了他在南宋理学史上的地位.     

在政治现实与儒学理想之间——也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下简称《朱熹》)①出版已三年有余。三年来围绕该书已经形成多篇书评,②也有知名的学术机构召开专门的座谈会。③《朱熹》一书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不过余先生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语境中提出论点的,之前的多篇书评也主要来自思想史领域,与历史学的观察角度不无隔阂。余先生讨论的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学术史背景,而先生是抱着明显的“士大夫情结”撰成此文的,因此《朱熹》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学术旨趣。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史学学术旨趣演变的角度来分析《朱熹》的学术…     

《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试论朱熹与吕祖谦历史观之异同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朱熹和吕祖谦的历史观进行比较。在经、史关系上,朱熹将史学视作经学的附庸,吕祖谦则是经史并重。二人都推崇三代之治、尊王贱霸,朱熹是以天理、心术、工夫等范畴作为标准,而吕祖谦则看重制度优劣和实际效果。上述的不同标准也表现在二人对历史人物和史家的评价方面,朱熹以理欲、正邪、义利、公私等标准评判汉唐君臣,吕祖谦则重其治效;朱熹特别看重史家自身修养,吕祖谦则就史论史,较少论及史家之心性。二人历史观的差异,反映出是他们治学路径和历史哲学差异。     

试论周行己

南宋时期,薛季宣、叶适的永嘉事功学派与朱熹的理学(或称道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成为全国思想界三大学派。推溯其源,永嘉之学与北宋后期周行已有一定关系。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他是“永嘉学问所从出也”。而近人侯外庐先生《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对哲学遗产的批判》却认为这“未免估计过高,周行己本人在学术上并没有新的创见”。建国以来,除侯先生大作简单的附带提及周行己外,尚未有专文介绍。因此,本文拟就周行己的生平、思想、同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试加论述,求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志。一、周行己的生平周行己字恭叔,学者称浮沚先生。北宋后期温州永嘉县人。     

张九成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影响

张九成的理学思想是二程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间的中间环节。朱熹说:“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宋元学案》卷廿四《上蔡学案》)如果不是从学说的师承关系,而是从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故张九成的思想虽甚简略,但在宋代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特殊的意义。     

南宋浙东学派与鹅湖书院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间,在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儒学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这次会议由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吕祖谦出面主持,邀请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朱熹、     

陈亮义利观剖析

在南宋贵义贱利的一片噪杂声中,陈亮异军突起、大唱反调,为后世留下了颇具特色的义利学说。学界说到陈亮的义利观,基本上都认定他是主“义利双行”的。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愿以本文试陈己见。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和利这对范畴包含有两层意义:(一)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的关系。这里所谓‘义’,是指道德行为之当然;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二)动机和效果的关系”①。陈亮所论的义、利概念,也有这两层含义,而尤以后者为主. 陈亮的义利观是适应南宋富国强兵、抗金御侮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与理学家尤其是朱熹的义利观尖锐对立的。当时,程朱…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的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此前的思想史主要包涵在经学史、学案史或学术史之中。比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于近代思想史多有论述,但不以“思想史”命名。比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思想史著作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而比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则是郭湛波的《近五十     

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     

“涵泳”与南宋美学的特质

南宋以新的解释学精神和方法对汉、唐、宋即后三代的学术总结,对夏、商、周即前三代的回向和解释,提升了中国学术的理论思辨水平;而其指向则是内在心理的,它以“涵泳”即涵化吸受与沉潜体验将通经体道的家数学术在很大程度上转换为缘经体道或缘事缘情体道的个人性学术,实质上是一种美学观照和构建.其解释作为与西方哲学解释学不仅在方法论上有接近处,而且赋有存在论美学的意味.     

王学的罅漏和刘宗周对王学的补救

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不足以羁络人心的情势下建立的。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所以不能羁络人心,在于朱学以为心仅仅具有明觉的功能,在格得天地万物之理之后,才与天理合一。这种观点不但把心看得虚了,而且也容易使学者游心于外物,使心为物累。针对朱学的这一弊端,他重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惟明觉,而且天理充盈,因此无须通过朱熹所谓的“即物穷理”,待格得天理之后,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但是王阳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罅漏。“心即理”中的心,指主体意识;理,或天理,则是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异化,亦即封建纲常的异化。封建社会道德准则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复杂的合成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封建社会的     

修德而后可讲学——论《明儒学案》的精神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从哲学、学术史、体例学等方面来研究《明儒学案》,很少有人从修德角度来探讨《明儒学案》。其实黄宗羲的创作宗旨在于修德,《明儒学案》的精神是“修德而后可讲学”。围绕着修德,黄宗羲从三方面来评论明代学术:一是修德重在自得,学术要在自家身心上生根。二是修德深浅关乎学术深浅。判断学术深浅要考察其圆融性和深刻性。圆融性要求说话前后一贯,理论没有矛盾。深刻性可以从如何解决本体与工夫,从如何回答理-心凑泊、儒-释分别这两个问题,从如何进行学术辩论,从如何讨论同一个话题这四方面看出。三是修德具有效果,可以使人坦然面对贫穷、危险、死亡,可以“所过者化”。本文通过考察黄宗羲对明儒学术的评论,再现了黄宗羲修德的深浅,建构了黄宗羲的修德理论,同时期望引起现代学者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