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元初汉人地主武装初探——以今山东、河北地区为例

12世纪末13世纪初兴起的大蒙古国对当时的亚欧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就是在蒙古对金战争中兴起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割据统治半个多世纪的"汉人地主武装"。金末元初汉人地主武装的兴起主要是由于蒙金战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红袄军的李全、花帽军的郭仲元和中原的地主武装张柔、史天泽等;金朝对汉人地主武装的态度和政策是前期怀疑反对、中后期放任,而蒙元对汉人地主武装的态度和政策是前期全力招集争取,中后期不得不用、却不敢重用;金末元初汉人地主武装兴起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保护人民和恢复生产,二是加速了蒙元灭金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影响了野蛮落后的蒙元。     

汉人移民与清代金川屯区地域社会的重构及发展

在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金川地域社会重构背景下,有超过5000户主要来自四川内地的汉人,相继以兵民屯田、流寓懋迁等形式迁入金川五屯,在大小金川河谷两岸形成了颇具人口规模的汉人聚居区,其人口逐渐占到当地总人口约七成。这些汉人移民不仅支撑了金川地区的长期稳定与社会安宁,而且也促使当地经济社会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并推动金川地区多元文化共存交融、多族群共居社会初步形成。     

祖说与族说——边陲汉人亚群体集团的身份界说与认同形塑

汉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但是汉人社会有诸多亚群体存在,尤其是在古代中原以外的边陲地区。汉人亚群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历史的、情境的、实践的及情感的要素。边界互动中根据历史情境而相应产生的情感及价值判断,是汉人亚群体得以维系认同纽带并获得相对独立族群身份的基础。贵州安顺地区"屯堡人"的案例研究表明,族群认同存在中间层次并具有现实性,这为我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一种新解读。     

台湾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

本文分别就学者及其著作、研究项目、学术话题、理论讨论等方面回顾了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在台湾发展基本状况,重点介绍了关于汉人宗族研究、祭祀圈研究、台湾汉人社会形成等领域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进展.同时,本文还结合社会背景的发展,具体探讨了社会变迁对汉人社会研究发展的影响.     

日常生活中的“族性”--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浅析辽朝时期的“汉人胡化”

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从而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     

从李怀家族墓志看唐代高丽化汉人的地位

李怀家族为辽东李氏的一支,其祖上自十二世祖李敏始定居于辽东襄平,属于高丽化的汉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高丽,并下令寻访李敏之孙即晋尚书令李胤的后裔,李怀的曾祖李敬凭借其祖上的荣光得到征召,其家族成员才得以回归中原王朝。以李怀家族为代表的高丽化汉人在婚姻对象的选取、对唐朝的认同态度以及入唐后的任官途径上都和归唐后的其他高丽移民有较大差异。从李怀家族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实行开明的民族平等政策,这使得入唐后的高丽化汉人能够积极地融入唐朝社会,并能在各个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元代收继婚制度评述

本文在简述元代以前收继婚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了在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元代少数民族和元代汉人中收继婚的不同发展轨迹和特点,分析了收继婚制度在两大类别民族中存在的原因,阐明元代的收继婚制度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作为一种少数民族习惯法,它在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中的存在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在元代汉族中的一时流行也是合理的,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     

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

金元之际,北方中原地区成为金、大蒙古国、宋政权的争夺对象,汉人割据军事集团乘势崛起。其中,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等成为代表。他们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互争雄长,而且多注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对易代之际的文学承传和发轫元朝自身文学,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也有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流向那里。所以,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各民族集团间出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几个方面,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人到当地社会的,他们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

辽朝境内汉人来源广泛,主要有五种,分布上已遍布五京地区,并可按照地域与安置方式不同各分为两大区域。辽朝汉人契丹化现象性质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为其重要一环。契丹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汉人契丹化过程中呈现由逐步至深入、不同地区程度不同之特点。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之必然现象;其二,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其三,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亦为推动汉人契丹化的之重要因素。     

唐末五代初期北迁汉人对契丹立国的影响

从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晚期开始,由于中原局势混乱和契丹贵族的不断南下掳掠,汉人不断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引起契丹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契丹政权,并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各项法度,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契丹政权,为日后辽朝是实行北南面官制奠定了基础。     

国家的怨恨性崛起与全球失序

一个国家实力陡增,并成功突破既定国际秩序且发挥出重大国际影响,是为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可以区分为顺应性崛起与怨恨性崛起两类。前者依赖于国家缓慢而长久的发展,其间伴有起伏、波折乃至战争,但主要是以经年累月的发展积累竟功。后者仰仗国家巨大的雪耻决心、实力的陡然增长、骤然改变国际秩序、诉诸战争的决绝和进入理想社会的煽动。英、美两国是前一类崛起的代表性国家。德、日与苏联是后一类崛起的标志性国家。国家的怨恨性崛起一定会导致既定国际秩序的颠覆。但在怨恨中崛起的国家,因其在意的仅仅是国家自身能力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提升,因此无力提供新的国际秩序。怨恨性崛起的国家或在战争中失败,丧失忽然获得的崛起国地位;或在和平的国家间竞争中败下阵来,无从发挥崛起国所意图的国际领导权。     

明清时期武陵地区丹砂开发与族群关系变迁考

武陵地区是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最主要的丹砂产地。围绕丹砂的开采与贸易,中原王朝政府与地方土司政权之间展开了博弈,结果是中原王朝政府最终控制了大部分丹砂产地;汉人群体与土著群体之间以及土著群体相互之间也展开了竞争,结果是汉人群体获取了大部分的丹砂开采与贸易业务,武陵地区的族群关系也随之而改变。原来占据主体地位的土人,其权利逐渐让位于后进的汉人群体,土人集团对苗民的控制也逐渐松弛,但影响犹在。后进的汉人政权与汉人群体逐渐加强对世居土著群体的压迫与控制,引起土著群体尤其是苗民的反抗,是该时期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西藏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

对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汉人社会生活状况,一直以来研究不多.对于康区、西藏中部人文地理结合部的工布江达地区,更是尚无专文论及.根据台湾地区最近公布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本文复原了当时西藏工布江达一地"汉人社会"的历史面貌,并大致勾勒出其轮廓.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试论西夏梁太后之族属问题--兼论西夏境内的"蕃化"汉人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本文从民族学的角度,论证了梁太后是汉人党项化的典型,西夏存在着大批的党项化汉人.     

交流与融洽——民国入藏大员眼中的在藏汉人

民国大员黄慕松与吴忠信入藏处理藏事过程中与在藏汉人有很多接触,通过观察了解他们掌握了不少在藏汉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吴忠信不仅与在藏汉人来往多,还多次与西藏地方政府要员沟通,注意对在藏汉人权益的维护。两位大员的观察记录显现了民国时期西藏地区较融洽的汉藏民族关系和比较正常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民国初年西藏地方并无所谓"驱汉"的民族仇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