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机制研究

供给问题是义务教育治理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清末民国时期,受特定制度环境的约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呈现出了责任主体基层化、组织体系科层化、资源流动等级化的特点,由于这样的供给责任制度不能有效地解决义务教育的推行成本问题,农村的学龄儿童家庭必须分担过高的义务教育成本,所以,农民很难认可、接受这样的教育形式,以至于义务教育制度在中国发轫以后,经过了清末民国两个时期,仍不能得到真正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研究主要包括:改革开放前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改革开放前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变迁的启示.目前的研究在历史分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深化.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及走向

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县乡财政体制.可以说,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力量.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可知,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协商供给模式可能是今后农村公共物品的理想供给模式.     

农村工业化组织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农村工业化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趋势。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工业经历了集体副业-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四种形式的组织制度的历史变迁,在曲折中成长壮大。总结我国农村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对于更好地把握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推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为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目前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五个重庆”的背景下,完善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既具有必要性,更具有迫切性。从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的视角对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创新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建议。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基础设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现阶段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要求,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障碍.本文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演进过程和路径依赖,提出今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将呈现出"强制性变迁"主导下的阶梯性制度变迁路径.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变迁路径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矛盾,在教育制度演进的三个阶段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教育制度严重失衡。形成了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而政府作为流动人口义务教育制度变迁的个体,要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责任。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建设的路径取向应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供给取向,政府、学校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运行和改革取向和兼顾整体、均衡的制度变革取向。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政府主导逻辑的困境与超越

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政府主导逻辑内含于以需求诱致因素为基础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之中。本文尝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了政府主导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点,对制度变迁中政府主导逻辑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剖析,对如何超越困境进行了探讨。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制度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

我国古代国家统一或分裂状况与官吏选任制度具有密切联系。选官制度变化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央集权下适当分权的选官制度有益于创设稳定而富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繁荣。     

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中的政府间互动——以中央与浙江为例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级政府间互动的制度变迁模型,以中央政府与浙江政府为例,重点考察了浙江与中央在全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三个典型互动事件,包括从以乡镇为主体制到以县为主体制的发展以及城乡义务教育全面免除学杂费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两种主要的政府间制度互动形式。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宪政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与理性化的制度前提。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地方往往会陷于"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制度困局。要解决地方事故频发、中央监管不力等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与合理的治理分权。如果地方政府不是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那么地方治理将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中央最后必然也束手无策。要有效解决"资源越多越不幸"等制度难题,必须确立以地方选民为主体的民主自治作为规则,中央监督作为例外。为了保证中央法律得到执行,中央可以派遣专员督察各地执法情况,但是中央干预主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非直接干预地方政治、撤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应通过完善地方民主和法治加以解决,中央主要负责跨区域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裁判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冲突。     

中英两国中央和地方关系之比较及启示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一直是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和英国也不例外。中国和英国同是单一制国家,两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既有共性的一面,更有不同的一面。其不同存在于两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路径、权力分配方式、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机制和关系形态等方面。这在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中英两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两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为我国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已不能满足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停滞不前,农村信用合作社普遍存在异化现象,无法起到支农的作用。从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看,我国农村合作金融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条件不成熟,因此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仍将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典型单一制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及启示

在典型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较为清晰.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中央政府、由中央部委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地方政府三者间的关系,大致可以把单一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分为垂直管理模式、中央代表模式、合一模式、混合模式等四种类型.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典型单一制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路与做法可知: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单一制国家与制度性分权可以兼容,应强化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加强法制化,在某些领域内实行垂直管理.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村环境有着劣化的趋势,这是与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分不开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法律对农村环境污染事件处罚的缺失等是重要原因。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加强环保教育,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及相关机制建设,加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正式制度创新与建设力度,以此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变迁。     

由政策调整到制度创新——重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路径选择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在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交互作用的体制变革时期,以政策调整为主要手段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有其必然性及制度性缺陷。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情况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推动其必须进入制度创新的新阶段。重构一种科学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新模式以保持深层次利益结构平衡,已成为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选择。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需求与供给——制度变迁的视角

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一种制度安排方式,其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原因可以通过制度变迁的视角加以考察。当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制度需求源于固有的制度安排不能释放出足够的空间以使社会中新的潜在收益得以实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政府或者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和个人就产生了打破原有制度均衡,实现制度创新,以实现这些潜在收益。而法律秩序和政府态度以及社会文化观念、原有制度安排、以及国际社会因素的存在则构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制度供给的结构性条件。     

买办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

买办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特殊的一类人 ,他们的经济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买办的产生、发展、评价作一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