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日停牌机制下我国IPO抑价影响因子研究

我国的IPO抑价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造成资本的聚集严重制约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2014年1月,我国资本市场重启IPO,引入新股上市首日临时停牌机制,这一举措是否可以改善抑价水平及其影响因子？通过使用破板日中价来描述首日停盘机制下抑价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一机制的引导下,发行因素代表的不理性因素对IPO抑价水平影响有所下降,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水平得到提高,市场对新股的投资变得更为理性。     

新股投机行为与IPO抑价

文章选取2006年到2011年中国A股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数据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新股投机行为对IPO抑价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股投机行为与IPO抑价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级市场资金、新股上市首日换手率、新股上市首日股价波动程度等代表新股投机行为的指标均对IPO抑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我国A股市场IPO高抑价的制度因素探析

IPO抑价是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公认的最具迷惑性的金融难题之一.对于给我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带来重重隐患的IPO高抑价,不能直接以西方国家的理论进行解读,需要深入剖析导致我国IPO高抑价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从我国现行的新股发行、定价和交易制度的层面进行探讨.改革现行的新股发行、定价和交易制度,实现一、二级市场的平稳对接或许是抑制新股上市首日过度炒作,实现IPO抑价水平合理回归的可行方案.     

国有股权、IPO抑价与长期收益率

国有股权对IPO抑价和长期收益率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关于国有股权对IPO抑价和长期收益率的影响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运用1990—2011年的中国A股IPO公司数据,使用首日超额收益率和首日收益率来衡量IPO抑价,运用买入并持有的两年期超常收益率和两年期累计超额回报来衡量IPO长期收益率,构建国有股权对IPO抑价和IPO长期收益率的影响的Cluster和Bootstrap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比例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国有股权比例越高,IPO长期收益率越低。这一分析有助于认识国有股权对IPO抑价和长期收益率的影响,也有助于认识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影响,可以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国IPO定价、抑价及长期表现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上IPO的定价、抑价过高，股票价格与价值背离，使得新股在市场上的长期表现不佳，市场效率低下。究其原因，除了我国IPO市场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外，还因为我国存在大量的乐观投资者。要解决IPO定价、抑价等问题，应该消除IPO市场上的乐观根源，大力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     

电力上市公司IPO抑价模型与询价机制分析

电力上市公司IPO抑价水平反应股票定价的合理程度,本文选择每股收益、上市首日大盘指数、上市换手率、发行数量的自然对数、上市发行日差作为影响IPO抑价的变量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新股发行询价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IPO定价、抑价及长期表现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上IPO的定价、抑价过高,股票价格与价值背离,使得新股在市场上的长期表现不佳,市场效率低下。究其原因,除了我国IPO市场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外,还因为我国存在大量的乐观投资者。要解决IPO定价、抑价等问题,应该消除IPO市场上的乐观根源,大力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     

A股一级市场发行抑价研究

实证分析了国内A股一级市场发行抑价,样本包括1993～2000年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交易的1007支股票,结果显示:A股的发行抑价平均高达147%,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确定性可以解释部分发行抑价。考虑到非常低的中签率和资金成本,投资者申购新股并不能获得超额收益,并且发现在新股发行中存在着逆向选择。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的IPO抑价分解与滞后效应研究

为了探究我国A股市场IPO抑价现象的原因,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的基础上对IPO抑价进行了分解,得到IPO发行价格的边界值.实证结果表明,IPO定价效率为99.14％,证实了样本期间的发行人故意抑价行为,但并不显著.进一步对二级市场进行研究,构建得到GARCH(1,1)是IPO首日抑价率的最优拟合,证实了新股抑价滞后效应的存在性.最后,根据新股发行改革时间点划分样本区间,得到了滞后性逐渐减弱的实证结论,这对IPO发行制度向市场化的注册制改革方向提供了支持.     

基于"簿记"理论的我国IPO抑价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询价发行的新股数据,从新股的价格行为特征入手,借助“簿记”理论,可研究我国累积投标询价方式发行新股的IPO抑价现象。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询价制度在收集发行前新股信息方面是有效的,但有效性受制度限制而低于国外;IPO抑价是对揭示真实信息投资者的一种价格补偿;由于数量补偿机制受限,导致IPO抑价高于国外。     

论我国对商标平行进口的法律对策——兼评长沙MICHELIN牌轮胎平行进口案

平行进口既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有关,也与国家的贸易利益有关。我国是贸易大国,对商标平行进口选择适用国际穷尽原则对我国最为有利。但在允许平行进口的同时,法律应当完善对消费者和商标权利人的保护。所以,当进口产品与国内权利人销售的产品存在实质性差异时,应当构成例外,允许权利人阻止平行进口;商标独占许可人一般未从平行进口商品的首次销售中获利,因而也应当允许其阻止平行进口。     

股改中通谋与非法交易引发的思考

机构投资者对改革方案的支持率与对价之间存在很多的关联,而流通股股东对改革方案的支持率与对价之间呈正比例关系。机构投资者对改革方案的支持率与公司非法交易呈正比例关系,其他流通股股东的表决意见与公司非法交易没有明显关联。这说明非流通股股东与公司机构投资者通谋进行非法交易,使得非流通股支付低对价,机构投资者获得额外收益,这是股改中出现的新的违法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基金管理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一个过度交易的视角

基金管理公司代理问题的研究是以基金作为一个交易的黑箱展开的,而对于在这个黑箱中存在的问题的探讨很少。本文以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定期报告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从过度交易对基金收益影响的角度分析基金管理公司的代理问题。研究发现,某些基金管理者的频繁交易并没有提高基金持有人的收益,过度交易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持有人的利益,导致了基金收益率的下降。     

中国新股发行抑价:一个假说的检验

为了检验新股发行抑价的信息不对称假说,本文选取了中国股市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发行的255只股票(其中沪市132只,深市93只),并按上市交易所不同分为了两个样本,采用同一模型分别作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两个市场的新股抑价程度均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假说来解释,在用于解释的变量中,新股的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发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以及发行前市场状况四个变量在描述假说中的事前不确定性上是显著有效的。     

正反馈交易视角下中国股市噪声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究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存在噪声交易以及在不同市场形态中的表现形式,引入理性交易者和正反馈交易者,构建一个由它们共同作用的证券资产收益率均衡模型,结合非对称的GARCH-M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中小板指数、沪深300指数和封闭式基金指数5个样本进行了正反馈交易研究。分析认为：沪深两市的日收益与噪声交易者行为有关;大盘蓝筹股的上市对治理噪声和遏制正反馈交易有积极作用;中小板指数的正反馈交易最为明显,其次依次为封闭式基金指数、深圳成分指数、上证综合指数和沪深300指数;应该开发更多的适合长线投资的指数基金来稳定股市并恢复封闭式基金的发行。     

股权制衡使公司内部控制更有效吗？——基于通信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案例的思考

早前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框架、影响因素及公司治理失效案例方面,缺乏重点考察股权制衡这一因素对内部控制的作用机理。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最终决定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相对股权分散和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股权制衡可优化公司内部控制。     

保荐制下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关系研究

保荐制实施之后,承销商声誉与首次公开发行企业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存在？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IPO企业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衡量IPO企业上市之后的质量,并通过模型检验高声誉承销商是否与高质量IPO企业相联系。实证结果表明,高声誉承销商并未与高质量的IPO企业相联系,保荐制的实施并未促使承销商声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     

可观测异质、私人信息结构与IPO抑价

新兴资本市场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异质分歧,传统行为金融理论并没有结合两者对IPO抑价进行深入研究。文章结合信息不对称和行为金融理论,构建投资者可观测性异质和私人信息结构下的IPO定价、抑价模型,分析了可观测性异质、私人信息结构与IPO抑价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观测性异质越大,IPO抑价越高;机构投资者私人信息对IPO定价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散户投资者是否拥有私人信息对IPO抑价影响不大,即机构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IPO抑价越低,散户投资者则无影响;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IPO抑价还与投资者风险规避系数、配售比例和发行规模正相关,与机构投资者数量负相关。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能解释中国IPO"异象",也能为中国证券市场下一步市场化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乐观与“IPO之谜”

文章将投资者行为拓展为两个维度,即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与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以中国2009-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的IPO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投资者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IPO定价和管理者过度乐观情绪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越高,IPO公司超募水平越低,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IPO首日溢价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都能够塑造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情绪,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对IPO公司管理者过度乐观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越高涨,IPO公司管理者越会过度乐观;当IPO公司高超募、现金流充足时,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能够加剧公司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整体绩效表现;当IPO公司低超募、现金流不足时,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能够缓解因资金缺乏引起的投资不足,有助于从整体上改善公司的绩效水平;当IPO公司低超募、现金流不足时,存在着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影响IPO公司整体绩效表现的管理者过度乐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中国股市存在的"IPO之谜"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市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IPO公司管理层投融资决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事会结构与新股发行抑价关系的实证研究

董事会制度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称职的董事会是传递公司具有竞争优势的信号.以我国2001年8月16日至2003年6月30日在沪、深两市发行上市的A股共10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董事会结构与新股发行抑价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规模与新股发行抑价存在显著性的负相关关系,而独立董事声誉和两职分离设置假设没有通过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