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中的“孟荀之辩”

劳思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著有《新编中国哲学史》,其中的"孟荀之辩"颇具特色。他认为孟学是儒学正宗,荀学是儒学发展的"歧途"亦即异端,具有明显的尊孟贬荀的倾向。劳思光的尊孟贬荀根源于他主体性的理论设准,以心性学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对非心性学的哲学颇有微词。事实上,孟学和荀学各有特色,应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但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荀学成就更大。有正统就有异端,异端是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应该正确对待。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康有为与儒家思想近代化

关于儒家思想发展历程问题,近几年来,一般论者皆持“三段说”,即先秦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现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此说自然有着一定的缘由和依据。但考诸史乘,笔者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将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相对接,进行调融、重塑和创造,使儒家思想实现近代化,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可忽视。一 康有为推动儒家思想近代化的内容是多重多种的,而且各个层面的进展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但从宏观上考察,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行程大致如下。 (一)重塑孔子形象,是儒家思想近代化的…     

《中庸》索隐

《中庸》索隐方尔加《中庸》,孔子之孙子思所撰,从某一方面对孔子思想加以深化。《中庸》本为《小戴礼记》之一篇,自唐代中兴儒学的韩愈、李翱开始,将之奉为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宋代二程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二程...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心性一体"与"心性二体"——早期儒学心性论发展路向研究

心性论思想是早期儒家思想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中心线索.从《尚书》《礼记》到《孟子》中的心性论中凸显的是道德的形而上本体论,强调的是人如何通过外在的道德实践来明心见性、尽性而知天.从《孔子家语》、郭店楚简到《荀子》的心性论思想则体现了早期儒家质朴自然的心性观,而人如何通过外在的学习和实践来教化引导自身的性情,就成为这一思想发展路线的特点.早期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对于早期儒家思想的理解也不能完全偏于一极而忽略其他方面.     

儒学价值与当今世界

儒学作为一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断地积累丰富,且自汉迄清一直居于正统意识形态地位的巨大文化体系,其内容无疑是相当复杂的。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大致有作为儒学思想前源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政教,有孔子创立而由颜、曾、思、孟、荀等分别发明的原始儒学,有     

儒家的文学观与日本古代文学

日本应神天皇16年(公元405年),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入日本,揭开了日本儒学的发展史。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响,虽有兴衰强弱的变化,却从未消失,以至今日。其中,中国儒家的文学观也曾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显著影响。不过,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本文仅就儒家的文学观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作一初探。     

中庸范畴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本文主要阐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庸范畴的基本涵义；一是中庸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文章辨析了中庸的三种命义，确定了它的四重内涵；论证了中庸在孔子思想中的特殊地位，揭示了它在构造儒学体系中的杠杆作用。文章认为，中庸作为孔门的“一以贯之”之道，在儒学中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又是其方法论原则，由此构成儒学的理论基石，代表着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     

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

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十分密切。他既注意清除儒家思想已经僵化的躯壳，又努力提炼其中的精华，加以宏扬光大。他从现代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看待并转换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英明地预见到儒学的现代价值。他在厘清儒学范畴、构想现代儒者人格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因而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起了前导和先驱的作用。     

SPECIAL ISSUE： RECONSTRUCTING THE GENEALOGY OF CONFUCIANISM： XUN ZI＇S THOUGHT AND HIS HISTORICAL IMAGE

通过舜与上甲微的故事,《保训》表达了儒家的中道政治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但对于道的认识是开放的,与后世的道统说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古代虽然存在一个源远流长“中”的思想传统,并形成中正、中庸、中和等一系列概念,但古代的“中”源于宗教性的礼仪活动,是古代礼学的重要范畴。孔子之后,真正全面继承“中”的传统的是主要是苟子。儒家道统是仁学与礼学的结合,儒家之道乃内圣外王之道。     

中庸辩证法思想新探

中庸辩证法思想新探杨涯人解保军中庸是儒家哲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是儒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在中国古代,中庸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并因此成为传统观念中最富于训诫意义的治世标准。近世以来,中庸的命运急转直下,被视为折衷主义、调和主...     

儒家传统新探

儒家产生时并没有一种传统,儒家的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孔子曾认为他的思想是“以一道以贯之”的,他并没有说明“一道”是什么,而他的学生则把它理解为“忠”和“恕”。《中庸》自称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是从未有人描写过尧舜的传统制度如何。中庸之所以能成为儒家传统的中心概念,是因为中庸是儒家传统的开始。“中”有两层含义,一个是适度的、恰当的,《中庸》:“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论语》:“过狁不及”等等都是此意。另一个含义就是程颐提出的不偏执一端的说法。“中”的思想在儒家的第二代《大学》、     

论吉田松阴对《孟子》的读解

吉田松阴 (1830— 185 9)名矩方 ,号松阴 ,出生于日本长州藩下级武士之家 ,是日本幕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维新志士。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儒学尤其是孟子的学说对他的思想乃至整个人生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以他对《孟子》一书的讲解和由此而作的《讲孟札记》为核心 ,论述 19世纪中叶在日本面临民族危机的关头吉田松阴如何从孟子的人性善入手 ,将忠、诚、孝学说融入到日本的传统思想中 ,如何以儒学观念为媒介来把握日本 ,观察世界 ,唤醒民众。　　一、《孟子》对吉田松阴的影响　　儒学自公元 5世纪传到日本以来 ,一直对日本社会…     

日本现代化之谜新解——评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

日本现代化之谜新解——评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李更生平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王家骅教授是日本研究界颇具实力的中年学者之一。《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是他继《日中儒学的比较》（日本东京六兴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和...     

儒学与武士

儒学与武士吉林大学哲学系王中田本文试从实践的层次上考察江户时代日本儒学与武士之间的关系、儒学对武士阶层的影响、武大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发展的高峰期。经过德川幕府的极力推崇和儒学者的辛勤努力，儒家思想从...     

武则天执政时期对儒学的吸收利用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她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对传统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有效地吸收利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正名分,取得登上皇位的合法身份。其二是制礼作乐,鼓吹君权神授。其三是自制《臣轨》,宣传儒家的忠君思想,不断强化武周的皇权统治。其四是重用具有儒家思想的文武大臣,使他们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     

班固评屈的文学批评价值

班固对于屈原及《离骚》的批评,包含了人格批评、伦理道德批评、审美批评三个方面。"露才扬己"虽是屈原悲剧性的性格缺陷,不符合中庸的标准,但却揭示了屈原人格层面中最本质的一面,已具性格批评的特征;《离骚》的创作动因是忧愁幽思,文本内容又多虚无之语,道德内涵不合经义法度,故不可与《诗》《书》等儒家经典等量齐观。这是一种理性的价值判断;从审美的角度进行观照,《离骚》弘博丽雅,堪为辞赋之宗。屈原从容英华,衣被后世词人。皆有别于经学和一般辞家。对屈原地位及《离骚》艺术特征的高度评价,体现了班固自觉的审美批评意识。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评析

本文阐述了第二代新儒家思想主旨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进行了较深入的评析。文章认为，现代新儒学以儒家特有的“悲怆”心态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并从“仁”出发来归纳人性，以个性的差别否定阶级利益的对立，否定“唯物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新儒家把道德意识客观化为“绝对理性”，企图以不变的原则去规范万变的世界，因此他们的理论必然流于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