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器物造型的影响

“象”与“道”是至今仍对造型思维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概念.“象”有感性化和具象化的特点,在造型思维中往往更多地体现为对感性因素的重视和运用.“道”有抽象化和理性化的特点,在造型思维中更多地体现为对客观因素的重视和运用.重视以“象”与“道”对于造型思维的影响,可以和谐地共组各种工艺、技术、造型因素,提高工业设计的艺术性与科学性,更好地构筑现代产品造型设计过程.     

汉代以来比兴艺术思维的发展演变

赋、比、兴经过汉以前三个发展阶段,至汉代终于从感性的巫术、宗教仪式中分化、独立出来,开始了其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发展历程,但汉人从修辞手法或诗歌表现手法着眼,混同比、兴,其所谓兴,实即是比;唐人合比、兴为一词,重视的是诗歌讽谕性的内容.因而,他们对比兴思维的艺术审美特征,都还缺少明确的认识.明、清以降,比兴艺术思维的自觉和深化呈现为三个明显的演进阶段,即陈沆、张惠言等人以比为重心、重情意与形象相融的比兴观,周济、谭献和陈廷焯等比兴兼重的比兴观,及况周颐为代表的以兴为重心的比兴观.从中可以看出,越到后来,比兴艺术思维的艺术美学特征越得到了完美的显现.     

“比兴”与中国诗学意义的动态生成

“比兴”不仅是中国诗歌独特的表现方法，而且更是中国诗学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可以作为描述中国诗学意义生成模式的基点。“比兴”意义的生成乃以它所具有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二元关系为出发点，通过“取类”、“取象”的方式实现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张力互动在追求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的同时实现了意义生成的丰富性。     

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比兴思维方式之异同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比兴这两种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也有相异之处。首先，两种思维方式都具有具象性，其思维载体不脱离具体物象，但是对物象的态度和选取上却有所不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的物象是理性的，而比兴思维中的物象具有感情色彩。其次，二者都具有类比性。但是二者分属不同的价值体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以吉凶贞利为价值判断，而比兴恩雏多讽喻得失。寄托情志。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审美移情的客观性及其发生条件

审美移情现象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欣赏中就已出现。《毛诗序》的诗经六义说中的“比兴”手法即属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释“比兴”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意思说:“比”是比附,“兴”是兴起。比附事理的,是用切合又而有类似之点的事物来说明事理;兴起情思的,是依     

李贺歌诗比兴得失谈

要说驾驭比兴,李贺的确算个高手。他的诗,不只比兴多,而且用得奇特诡丽,独具风格。但是,李贺的比兴用得再好,也未必尽善尽美。既看到他的优点,也重视他的不足,对于我们或许益处更多。 赋比兴的运用,源于《诗经》,发扬光大于《楚辞》、《乐府》和雄视千代的唐代诗歌。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说法很多,解释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从辞章学的角度着眼,认为赋比兴是诗歌表情达意的三种不同艺术手法的,在古人中要数朱熹的解释比较贴切。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昹之辞     

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

文化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就蕴涵在“史前”原始文化之中。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独特的存在方式、体现形式就是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美”“善”观念正是从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中萌发出来的。     

试评古人的比兴说

一、古人比兴说诗为何“缠夹”古代诗评家讲比兴,众说纷纭,使人感到“越谈越糊涂”,这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汉庸经学家不将《诗经》做为文艺作品来看待,而是把它做为宣传王化的经典来讲述,以诗证史,并提出“比显兴隐”说,混比兴为一,以便于他们穿凿附会。因而他们不重视比兴的艺术表现功能,而大讲比兴的讽喻作用,故其所育之比兴,也就“去常情更远,最为缠夹。”     

茅盾创作理性特征略论

茅盾创作的理性特征,人们谈论很多了。但究竟什么是理性的创作?在茅盾创作中有哪些表现、如何评价?形成这种理性创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多语焉不详,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得到同仁的指正。 一 创作是作家感觉、知觉、灵感、直觉和理解、思维以及情感、意志……全部心理和人格要素参入的整体的、动态的心理过程;是感性心态和理性思维交织交融的过程。感性中积淀着理性、理性又始终不能脱离具体、生动的感性形象活动。感性和理性越是高度统一,两者结晶的形象就越是鲜明、独特、富于艺术的魅力。这也就是高尔基所说的,艺术中完美的形象和典型,“都是理性和直觉,思想和感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但是中外文学史也表明,真正做到感性和理性的“高度统一”、”和谐地结合”,即两种心态的平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赋、比、兴理论的成熟

一、诗人、文学理论家对赋、比、兴理论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文学理论家大多也象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诗人、文学理论家一样,他们不是象经学家一样利用赋、比、兴来探索、解说《诗经》的表现方法,而是借用这久受崇敬的概念来发挥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仍旧存在着对立的“言志”派和“缘情”派,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也同样存在着分歧。虽然这两派都能把表现技巧同思想内容结合起来,两派有一定的合流趋势。但比较起来,前者更重内容,后者更重艺术技巧,并且所重内容的性质也不同。“言志”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美刺寄托之“志”;而“缘情”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一己穷通之“情”。象白居易那样只把比兴作为美刺的代名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已很少见了。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系统论视域下人的精神世界中信仰的形成过程分析

信仰是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在一定时期的文化、精神、意识等相对稳定的东西，是人们基于感性或理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终极发展状况的总体性把握。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过程正是人精神世界的一个运行过程。信仰有其独特的形成和发展路径，受个人利益的驱动、国家和社会的影响、组织或他人的宣传和鼓动、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刻画和影响。     

论卜筮的思维艺术

文章站在思维科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中历史悠久的卜筮进行了审视,认为先民开创的卜筮作为决疑的手段本身一无可取,但是透过卜筮来考察贯穿于卜筮活动的思维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先民的思维定势,汉字的造字法,先秦诗歌中的比兴,中医中的“以毒攻毒”理论,都是导源于这一种思维的产物。文章就卜筮思维中的几种基本思维形式,想象、联想和比附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     

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青年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价值目标。对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生成过程、影响因素、生成方式问题研究,从根本上属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主体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思维,从理性思维到理想信念,从理想信念到实践行动的政治心理优化过程,即“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改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因而,其过程的研究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启发性意义。     

诗人比兴 拟容取心——《文心雕龙》“比兴”论

比、兴是我国诗学的重要传统。《周礼》首标风、赋、比、兴、雅、颂“六诗”。此后,注疏《诗经》标以比兴,成为风气,比兴之论亦有很多。但象《文心雕龙》这样专辟一章研究比、兴,上溯秦汉,可谓空前;下视其后,也很少见。因此,《比兴篇》历来就被人重视,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重点。不过,与前代理论相比,《文心雕龙·比兴篇》有哪些特点?也就是说刘勰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刘勰的比兴论对我们有哪些启发?现在似乎仍有发掘余地。     

马克思的“生活决定意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开启了由纯粹的自我意识到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践转向”,“生活决定意识”思想在此一转向中得以问世。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它源自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对象性活动并随之改变。我们认为,马克思以“生活决定意识”的思想突破了意识的内在性,以对象性的“感性意识”消解了思辨哲学的“纯粹意识”,贯穿了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实现的是唯物史观的生成。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感性意识的历史,感性意识在由对象性活动建构的同时,也确证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感性意识作为“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自觉表达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实体性内容。正是在批判思辨哲学意识的内在性与虚无性中,“生活决定意识”思想切中了社会现实,其作为哲学方法论的价值也不可遏制地呈现了出来。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及其逻辑起点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拓展领地的阶段和整固领地的阶段。拓展主要体现为从企业组织上打开缺口后,向契约、产权、法与经济学、公共产品、公共选择、制度演变等领域扩展的过程,其理论源于科斯对“企业性质”的探讨;整固则体现为对理论的梳理综合,是以恰当的方法将其形式化,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过程,其逻辑起点在于对“契约”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亟须进行这样的综合工作。     

感性认识发展规律新探

感觉、知觉和表象是感性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三种必要的心理反映形式,但不是感性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或环节,感性认识的进展过程是从感性具体到感性抽象,即从感性个别到感性一般。感性抽象是感性认识的高级阶段,它是感性认识过程中兼有感性的形象性和抽象的概括性的共同特点的一种特定的认识,是连接感性具体和思维抽象的中间环节。无论是研究认识过程的实际,还是追溯思想史的渊源,都有充分的根据表明应对感性认识的这一环节进行深入的研究。     

人类语言起始期符号成素及其指称对象探究

符号的生成是从起源的角度探求符号本体的运用机制。符号作为人类能动性的创造活动,是社会群体和个人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人类语言的起始期,也即人类精神创造的初始阶段,符号的生成并没有建立在语言和思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符号总是与行为相连,它的再创造主要依赖于符号成素的新的排列,符号和对象的关联也是极具探索性的。     

“比兴”与文体学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