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宋词的伤感特色

一打开唐宋词册,一股浓重的伤感气息便会随时扑来。试看它的“开卷之作”,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和《忆秦娥》,其中所充满的就是那种不可言状的伤心与迷惘之感!再拿宋词的“压轴之作”——张炎的《高阳台·西湖春感》来看,里头所流露出的亡国之感又是何等的哀伤!此外还可以举出几个例证: 晏殊,是北宋“全盛”时期的一位“太平宰相”。他的生活和际遇可说是十分圆满和幸运的了。但他的词中,却也到处流露出惆怅,伤感的情绪:     

朱子古训和古徽州的自然生态保护

在大儒新安朱夫子880年生目之际,裴钰的一篇妙文又引来了一些人对朱熹夫子的挞伐,什么朱熹理学是“禁锢中国千年的封建思想”、“遗害无穷”,什么搞了“四书集注”、“崇文弃武”是“民族罪人”,甚至诬其为“假道学”、“扒灰圣人”,不一而足。所谓“无知者无畏”,“文革”遗毒的泛起再次说明,把朱子学之精粹明明白白揭示于当今何等必要。     

民主生长的历史条件——五四精神与中西文化

吾辈生也晚,对五四运动的了解只局限在书本上,但五四人物的精神风采早已令我神往。遥想当年,陈胡周诸精英,反封建专制,斥孔教迷信,扬科学与民主的巨幡,倡自由、平等之观念,推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五四爱国热潮汹涌澎湃,“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具不敢撄其锋”,是何等地英勇,何等地畅快!读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     

儒学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在他晚年回顾毕生事业时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蹟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他所说的吾国固有的思想,范围当然很宽,但其主流应该是十九世纪后期仍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在孙中山的自传中曾叙述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八岁时……再往夏岛,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之华盛顿焉。”他在香港学习时,“见校     

两个寻路的人——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

何其芳同志曾为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而作《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文,对鲁迅和周作人在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进行了大略的比较分析。他指出:“两人都曾经是寻路的人,然而又是何等不同的寻找的方法,何等不同的寻找的结果。”鲁迅“是以集体为主”,所以“由寻路到得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走到了共产主义”;周作人,“是以个人出发为主”,所以“从寻路到迷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走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手掌里,成为民族的罪人。”     

试论袁世凯的封建帝王思想和活动

<正>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强烈权势欲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和大独裁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为了欺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尽快让出政权,由他来统一中国,所以在采取武力进攻的同时,复于1912年2月13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假惺惺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要“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3月10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又信誓旦旦地重申:“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但是,曾几何时,他这些话,     

廖季平“天人 学”探原

一、廖平的经学与哲学廖平之经学,前后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以《今古学考》为纲要),最为人所称道。但这只是廖平经学之“起点站”,是“下里巴人”,故和者甚众。而其四变至六变(“天人学”),则是其经学之造极处,是“阳春白雪”,故曲高而和寡,知音甚少。廖平在世时,门人中只有乐山黄镕(经华),尚能登堂入室,得其精义,其余则即以随侍几十年之长孙廖次山(宗泽),亦未能窥其门墙,而仅知其仿佛,因之,廖平晚年已有“吾道甚孤”之叹。廖平“天人学”之真谛已被埋没几十年,可称之为“绝学”了。廖平之学,素“以善变称”。所谓“变”,实即其学之逐级发展之谓。廖平经学之“变”,又表现为“立——破——立”之过程。往往前一变为“立”;后一变破前一变,又为立。于是表现为:先立后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又立之发展过程。但是他的破与立皆时入迷途。他的天人学产生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以变图存的特点正是该时代的反映,但常是颠倒的反映。他死死抱住经学,以时代的各种新知识解经,以违背常识的方法尊孔。这使得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包在了封建的老古董之中,增     

论老子“道”的母性崇拜特质

“道”在老子那里,区分为“天之道”与“人之道”,老子将二者并重。从逻辑上说,他的“人之道”从属于“天之道”,只有“天之道”才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但从历史上说,他实际是基于“人之道”、围绕“人之道”去探究、阐释“天之道”的。在这一点上,与我国人文传统完全一致。老子的“天之道”的根本特质即表现为母性生殖崇拜的性质。而他的“人之道”的根本特质,则表现为母性人格崇拜的性质。1从老子“天之道”的四大取象看其母性生殖崇拜特质。第一,“道”取象于古时的道路。老子谓“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即在指…     

识别和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锐利武器

一九七一年,在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给了全党识别和战胜林彪反党集团以锐利武器。在三项基本原则的照妖镜下,在党内经营了几十年的林彪,再也隐藏不住他那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在篡党夺权的阴谋彻底败露之后,终于狼狈逃窜,叛党叛国。五年后,在我国上空一股乌云翻滚,“四人帮”乘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及逝世之机,加紧反党篡权。在面临党变修、国变色现实危险严重时刻,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又以三项基本原则为强大武器,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经历了这场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搏斗,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毛主席提出三项基本原则是何等英明、伟大,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这三条又是何等重要!     

刘师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心学

在刘师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心学的影响甚为明显。宋教仁、陈天华比较倾向于从知行合一方面接受心学影响,刘师培则主要用心学宣传革命民主主义。 刘师培（1884——1920年）,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号左（?）,他祖孙三代“世治左氏”,又以年少中举,名噪一时。1903年前后,他卷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其后又鼓吹无政府主义。他有很深厚的国学根基,好以古书证新义,其所著《中国民约精义》即是他用古书论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他力图揉合中、西学术,构铸自己的革命理论。他尤好心学,称赞王学“以自得为主,以变法为宗”,同卢梭指斥君主顽守旧法相近。他力言“良知之说出于孟子之性善,……今欲振中国之学风,其惟发明良知之说乎！”他崇尚陆王,甚至把王阳明抬到几乎同孔孟一样的高度。他写道:“夫阳明以大贤亚圣之资出于学术坏乱之后,而德行功业炳彪三百年。当其盛也,其学固风靡天下,然数传以后宋子学者力诋之,至拟之洪水猛兽。此固蚍蜉撼大树者矣。”     

“惠洪”称谓辨

对于宋代著名诗僧,《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的作者,现在人们习称惠洪。实则这惠洪恰恰是其假名,以惠洪称之,明显不妥。据《石门文字禅》卷二四《寂音自序》,其“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九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祖《僧宝正续传》卷二“明白洪禅师”亦谓其是“筠州新昌喻氏子”,“(年)十九试经东都,假天王寺旧籍惠洪名为大僧”。可见他是冒惠洪之名才得以剃度为僧,惠洪是其假名无疑,后来此事被告发,他也因此而入制狱。他在《观音菩萨画像赞并序》中自谓“大观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按:原文如此)累然卧…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董仲舒的宇宙系统论

董仲舒(公元前176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他是西汉时代大思想家。对于他的哲学思想,近年来,学术界颇为重视,也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笔者也想谈谈不成熟的想法,以求教于学术界同行。一、宇宙本原关于宇宙本原问题,董仲舒提出了“元”的概念。他说:“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又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候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元”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宇宙“正”的顺序中,“元”又是在最前列。这些说明,在董仲舒的心目中,“元”是宇宙的终极本原。     

孙中山与日本的几个问题

孙中山是近代中日友好的伟大使者,他曾自称是“向为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著”,而日本舆论界也称赞他为“日中亲善的楔子”.在孙中山的一生中,15次踏上东瀛国土,侨居时间累计有9年半,约占其30余年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因之孙中山“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     

王阳明获得智慧的起点——心

“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如舟之有舵。”考察阳明1508年(即龙场悟道的这年)以前的生活,经常可以看到两种明显相反的趋向——向往静默沉思和对学术、政治活动感兴趣。乍一看,龙场之悟好象是他曾仔细地、系统地修习过的静坐这一爱好的成熟。他承认外心以格物是错的,并且因为在汉语中,“物”这个字包含有“事”的意思,这表明,他终于认识到他过学者官员这样的“动”的生活是干了一桩蠢事,这种生活带给他的是贬谪的孤独,而他在此中发现了隐居的价值,发现了“吾性自足”。     

郑板桥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正> 一在“扬州八怪”中,最愿意也最坦率地陈述自己美学思想的当推郑板桥,从他自明心迹的表述中可以清楚地见出其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郑板桥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其哲学基础就是传统的唯物主义的元气论。他说:“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需一块元气团结而成”,“所谓一块元气结而石成矣。”(《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文所引不注者,皆见此书)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客观地存在的元气凝结而成,它为绘画提供了客观基础,画中之形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     

试论朱季贤歌曲创作的选词取向

“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美，只是缺少发现．”罗丹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为一名创作者他的审美能力是何等的重要．翻开古今中外任何一部艺术史，你都会发现这方面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唐代诗人刘禹锡能在文人对秋天的一片嘘呼声中，写出“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千古绝句，是因他有着对秋天的芙的独特发现．现代二胡演奏家阿炳之所以能创作出《二泉映月》那样哀婉动人的乐曲，除了他对生活的真切感受之外，同样也是来自他对大自然中美好事物的独特发现。作为一名作曲家来说，对于那“充满在生活中的美”的发…     

无题

《史记》自从被定为“正史”之后,连同它的作者司马迁,声誉与日俱增,时至1955年纪念司马迁逝世二千一百周年这个盛日,更成为举世的一件大事。可是,自从汉武帝天汉二年秋开始,司马迁的遭遇以及他的死,因本文属于补白,无力论述,仅就《史记》本身的遭遇,提供一、二例证,以见共何等不平! 《汉书,东平思王传》:“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王船山的独立根性

<正> 王船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他一生坎坷,抱反清复明之孤愤,而志不得遂。四十以后,潜心著述,“衰其所败,原其所剧”;“极物理人事之变,以明得失吉凶之故。”其皇皇大著,当时未能付梓。待百年之后,遗书始陆续刊布,并日益成为显学。在近代中国,由于他毕生坚持民族大义,“爱同胞而惎仇虐”,其遗书遂被奉为晚清排满革命的理论源泉。在现代,由于他的著作中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内核,至被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