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思想史的科学"范式"

库恩的"范式"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哲学启发力,但是由于这个范式是建立在西方科学基础之上的概括与说明,因而不能很好地应用于西方科学以外的科学类型,从而未能真正找到不同科学范式得以确立的内在依据和标准.为此,必须以历史上发生的全部科学思想为前提,从范式的高度对以"时间"和"空间"为硬核的东西方两类科学思想体系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论证.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范式的解释力.     

哈耶克宪政思想研究

哈耶克宪政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宪政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其明确的知识论立场之上 ,尤其是直接缘出于其对规则与秩序的阐发之上。在对规则与秩序的探讨过程中 ,他得以明确界分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以及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不同。然而 ,现代社会却有逐步以外部规则取代内部规则、以组织秩序统合自生自发秩序的趋势。而建立在这一谬误基础之上的现代代议民主制的权力分立机制根本不能对权力施加真正的限制 ,从而也不能为宪政的施行提供真正的基础。为此 ,哈耶克认为有必要重新创制一种能够真正体现和维护宪政精神的制度框架。     

笛卡尔哲学中“我思”的确定性

"我思"是笛卡尔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笛卡尔总是毫不迟疑地宣称"我思"的确定性,但是,"我思"确定性的根据何在,始终是一个问题。最为直接的回答是,笛卡尔持有意识透明性的主张:我能够确定地知道我的心灵状态。通过梳理和辨析对意识透明性的诸种解释,可以看出笛卡尔"我思"的确定性并不依赖于意识的透明性。另外一种回答则可追溯至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等所认为的"我思考"的作出即是其为真的条件的说法。文章将着重考察威廉姆斯将言语活动和思想活动进行类比的论证,并试图指出在这个类比论证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结合笛卡尔对内含的意识(internalawareness)和反省的意识(reflective awareness)的论述,笔者将论证,"我思"知识的确定性是在思想的必然的自身关系中获得说明的。     

公民的规则意识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关于公民意识概念的描述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把公民的规则意识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公民规则意识是公民意识中最基本或核心的要素,是法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我国公民规则意识缺失的主要表现是缺乏诚信意识、正当程序意识、合法权利保护意识、积极守法精神和权利滥用.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权利意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正当程序意识)、权利的节制意识(控制权利的"超前消费")、自觉守法意识、社会公德意识.     

论艾略特的文艺理论在《荒原》中的实践

T·S·艾略特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历史意识"、"非个人化"理论、"客观对应物"等一系列观点,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上具有开创和先导作用.而带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荒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才华和作为理论家的睿智的结合.从艾略特的文学观念出发,以<荒原>为例证,粗略建构对艾略特的认知框架.     

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百年来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剧烈动荡和频繁变革联系密切,其发展受到各种观念意识、社会思潮,甚至政治运动的影响,并在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背景下,形成了各种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作为"传统和惯性",至今仍然从各方面影响着古代小说研究.只有对这些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从理论上进行认识和总结,并在研究实践中既有所继承,有所建树,亦有所批判和扬弃,才能更好地推动古代小说研究合理的发展.     

公民意识与社会领域内"合法性"的建构

从社会领域的角度来看,"合法性"问题指代的是社会制度、规范与秩序本身的正当性及其社会认同程度,其基本范畴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公民意识的增强对其社会领域内诸多"合法性"的建构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为其提供思想基础与民主实践的动力.     

理性的批判与重建——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

近代以来的意识哲学因其对立式思维和工具理性而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进而招致来自方方面面的批判,但由于未能理解意识哲学的本质,这些批判仅仅形成了批判与解构理性的喧嚣话语,却未能从根本上走出意识哲学的桎梏.哈贝马斯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重构式的科学"即普遍语用学,确定了互动交往中的基础规则,使理性重新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哲学范式转换,为走出意识哲学的"铁笼"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     

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胡适对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居功至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劣根的批判和反省,胡适认为只有"推到重来"才能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主张用"新国语"来实现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还强调,独立和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在他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平等对待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先锋.     

战时生活经验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凝成——以《四世同堂》为中心

<四世同堂>是一部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国民意识的历史形成的作品.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本位的,人民从根本上缺乏"国民"或"公民"意识.民族战争的爆发,不但打破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传统秩序,而且改变了中国人的家、国想象及自我意识.小说通过对以小羊圈胡同为中心的北平市民沦陷期生活的描写,在揭示传统家族社会受到的现代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国民意识的构成,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     

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

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和后现代两种范式.两种范式在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所冲突,因此形成了对立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现代范式建立在启蒙精神的基础之上,强调普适价值和理性原则,彰显文学的语言审美功能;而后现代范式则更偏向差异性的价值观,更关注文学的政治意义.两种范式相互纠缠抵牾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不和谐音.反思这一范式的冲突,如何超越现代/后现代的对立,探寻文学理论发展的未来路向,乃是当下理论界需要思考的难题.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学建构

鲁迅以文学的方式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奉献了深刻的精神与文学遗产。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现代转型,他始终致力于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早年正面的"立人"设想,以及后来终其一生从事的国民性批判,是正反两面;他诉诸"文学"的感召作用,早年对"立人"-"诗力"关系的揭示,后来以小说和杂文展开的国民性批判,开启了文学与家国命运结合的新范式,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传统,其以文学方式展开的国民性批判,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一部分的进化论,在鲁迅这里展现为一种深刻的复杂状态,进化背后,是对文明与种族退化的隐忧,受尼采影响,其进化思想的深刻指向是人的精神进化。早期以"心声"为指向的现代语言观,及其后来通过创作与翻译展开的现代汉语白话文实践,在内涵与形式两个方面为中国现代汉语的生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组成部分。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鲁迅早期文化选择的基本命题: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

"任个人而排众数"和"掊物质而张灵明"是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两个基本命题。前者以现代意识为价值取向,确立了思想启蒙的主题;后者以回归人性原点为取向,确立了道德教赎的主题。在两大主题之上,相应地形成鲁迅文化选择的"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而思想的前沿和道德的原点正构成了鲁迅"立人"的完整思路和理想境界,从而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精神变革确立了基本方向。     

时间意识与现代性——一种哲学层面的分析

理性、自我意识、进步等现代性观念建立在一种线性的、以当下性为核心并向未来开放的世俗时间意识的基础之上 ,它所反叛的是基督教以神为中心的、末世论的时间观念。海德格尔把以黑格尔时间观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的时间意识视为流俗的时间意识 ,主张在一种四维的立体时间意识去体悟存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 ,从而开启了后现代性的视域。     

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时空意识

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是在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生存时空下产生的现代艺术。诗人们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时空意识。透过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和其中表现出来的时空意识,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的审美经验和艺术追求。     

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由对人之感性的肯定走向对程朱之理、气二元论的质疑,把原本超然在上的"理"引向人的自然性方面,在现有秩序中安置人欲,在人性的自然中建构秩序,这是明清思想家基于新的社会现实踩出的一条思想之路,由此决定了明清思想的纵向理路和横向关涉面:在形而上理据的探索层面,由陈献章发端,沿着"理欲之辨"这一主线展开,最后在戴震那里实现了由内而外的范式转型;在社会现实的应答层面,可以概括为五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即君权的强化和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觉醒、象征性权力资本的维护、民本思想的新探索、华夷之辨的新内容、实学与虚学的纷争。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诗

新诗从诞生之初就承担了追寻人性之真、实现个性解放的现代性别意识母题,建立起一系列饱含性别质素的象征体系.此后近百年间,男性诗人和女性诗人在性别文化的诗学建构中对现代性伦理逐步作出一致的价值认同,并从各自的性别视角出发书写生命之维,在并存的对话与交锋中,走向了两性和谐的性别诗学.     

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以鲁迅、丁玲、张爱玲的小说为例

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1919-1948)的文学史框架内,疾病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痛苦的维度,成为社会、文化、道德、人性病态的隐喻。中国现代作家与生俱来的"文化医生情结",使得疾病隐喻与他们的启蒙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国现代小说疾病隐喻的文本书写随着现代化主题的延伸和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在第一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启蒙的视阈下进行;第二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启蒙视阈下进行;第三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个体存在价值的启蒙意识视阈下进行。中国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的启蒙三重奏——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启蒙,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启蒙,个体存在价值意识的启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此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和病痛之后的精神成长。     

试论古代诗词中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贯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思想中,而成为潜在的丰富而深厚的美学意蕴,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不同的内容形态,以及从内容的开拓、意象的选择、思想情感的把握等方面探讨唐宋诗人和词人宇宙意识之沿袭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