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包容性发展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建构的启示

包容性发展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核心内容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发展的协调与均衡。包容性发展理念为中国社会政策的设计和完善提供了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社会政策的建构要追求公平正义、注重协调发展、强调权利保障、重视能力建设。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包容性发展下我国旅游城市的发展战略——基于SWOT分析方法

包容性发展是我国新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旅游城市的发展要符合包容性发展即"以人为本"、"共享成果"、"民富优先"三个方面的要求。旅游城市的主要类型包括"工业资源型"、"历史积淀型"、"购物消费型"、"休闲娱乐型"和"城市风景型",各类型的旅游城市战略发展均面临着内部发展优势(S)和劣势(W)、以及外部发展的机会(O)和威胁(T)。基于各种旅游城市发展的SWOT分析,提出每种旅游城市战略发展应注意的方向。     

包容性治理:生态公共治理变革新向度

包容性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一系列不协调问题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存在排斥与冲突等重重困境,包容性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以包容心态对待多元思维,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与合作共治网络,构建政府包容性绿色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     

基于包容性社会治理的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研究——国外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保障房建设关乎民生,并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国保障房的建设与管理尚处于摸索阶段,既存在着开工不足,也存在着质量问题,而且还存在着分配乱象等。为此,借鉴国外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结合中国具体特点,从包容性社会治理和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提出了中国保障房建设必须构建政府引导、民间监督、公私合建、民营管理的模式。     

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市结构的变化迫切需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党建可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内容和路径,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目前,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着职责定位不准、有效运行机制缺乏、群众参与不强、职能发挥较难等问题。探索从严落实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方式、有效解决群众需求的路径,有助于从体制上解决基层党建的现实困境,有效发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方向、服务群众和促进发展的多重功效。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     

多维互动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研究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既有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而对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的关注还不够。基于案例实践研究发现,与单向度治理、双向互动相比,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善治导向,积极统合资源维度、治理维度和改革维度,呈现出新的治理范式。它以集成式治理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协同化治理有效破除基层社会的条块梗阻,以参与式治理充分激发主体活力和动力,从而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简约高效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变化社会中的治理资源链接、治理结构优化和主体力量调配,突出以线上线下交互联动,折射出新的治理场域中相关要素的多样化组合与积极互动行为,进而为如何以治理创新推动基层善治提供借鉴。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考察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体系中应是民主决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多元利益的表达者和整合者、协商结果的检验者和落实者.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面临主体性彰显不足、"嵌入"渠道不畅、协商作用不充分、制度保障不到位等功能"失调"问题.需通过强化社会组织自我适应,加强信任与认同,提供扶持与保障,优化主体关系和社会环境等路径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     

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依据和思路

推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需要,是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资源的需要,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民心的需要.加快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治理理念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工作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权力分配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工作作风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评价标准从领导满意向群众满意转变.     

包容性发展理念与国有企业软实力的提升

企业软实力是相对于企业硬实力而言,支持企业发展的柔性组成要素。基于包容性发展理念研究发现,包容性发展与企业软实力构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均等的发展机会与公正的企业绩效制度、以人为本与员工合理的需求以及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内部环境建设三个方面。面对在打造企业软实力过程中,国有企业出现的非均等发展机会、管理行政化倾向和淡化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现实问题,提出用均等发展机会推动企业管理力的发展、用以人为本理念推动企业形象力的发展、用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文化力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国企软实力的提升。     

搭建互动协商平台 加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利益冲突平衡难、供需脱节对接难、部门分割整合难、自体监督约束难等"四大难题".重庆市江北区搭建四大互动协商平台、加强协同治理、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有益探索给予社会建设重要启示:一要加强社会自我服务,培育公民责任意识;二要打造公共交流空间,培养公民沟通理性;三要树立社会治理权威,增强公民价值认同;四要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合作效率;五要完善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公民权益保障.针对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提出挖掘各地调解资源打造纠纷调解品牌,整合各地志愿者资源健全志愿者组织体系,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健全协同治理责任机制,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法院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沿阵地,理应承担更高的治理之责。然而近年来,基层法院出台大量应景式措施,出现解纷功能异化、资源分配不均、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制度规则供应不足、考核机制固化、司法的谦抑性等多方面的制约,根源仍在于基层法院在治理格局中的职能定位不清。在回应型司法的语境下,为破解当前困境,应从司法谦抑和司法能动的关系出发,以个案裁判为基本引领,确认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应然定位是司法裁判。基层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遵循适度性、适时性和适格性的原则。基层法院应从源头预防、类案引领、诉内防治、风险管控四个维度打造“判决导向型”的协同化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创新与“新清河实验”

社会治理是21世纪以来,中国理论界在基层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概念。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给社会治理下了定义,分析了在中国场景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阐释了当前必须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三大原因。最后,以笔者带领的清华大学课题组所进行的"新清河实验"为案例,具体展示了怎样在社区层次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目前,"新清河实验"已经进行了居委会议事委员实验、物业管理实验、社会组织实验、社区空间改造实验和社区民生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