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经济正面临何去何从的方向性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国进民退,让政府主导经济,发挥更多的作用?答案无疑是前者。基于以上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这就导致了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第一,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第二,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市场发展的不健全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决定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引导。与旧型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推动空间、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上。政府是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者,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是市场良好运行环境的维护者,在城镇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型城镇化中政府治理转型需要从转变理念、转变模式、转变方式、转变职能四个方面着手,实现由"发展"向"服务"、"一元"向"多元"、"主导"向"引导"、"全能"向"有限"的转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本在于提升制度效率

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之一。理解中国问题一要讲发展成果巨大,二要讲发展成本巨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国愿景必须讲两低:发展成本低,社会风险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难,在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难以逾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缓慢,外生机会压制内生机会,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巨大惯性,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错位,以及既得利益格局的主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本在于提升制度效率。为此,需要努力降低制度成本,有效地提高决策效率,认真地做好制度供给,合理地定位利益结构,积极地推进制度创新。     

刍议对技术创新的认识误区

当前对技术创新认识方面存在三个主要误区:中小初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是相互对立的;政府和市场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是矛盾的。这三个典型的误区需要澄清:其一,中小初创企业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核心部件层次的集成化和系统层次技术自立的重要性提高了标准制定者以及核心部件供应商的进入壁垒,只有在位大企业、政府或二者合力才能提供复杂产品系统的设计规则与关键部分。其二,投资和创新在驱动经济增长方面不是对立的。无论是理论上西方增长核算模型的新发展,还是现实中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逻辑都能证明这一点。其三,政府和市场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不是矛盾的。实践表明,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高新技术工业发展的牵头融资力量,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高新技术工业的网络效应意味着国内企业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提供启动市场,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筛选出成功的创新企业。     

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路径与行动

中国经济在2007年中期已经达到发展方式转变启动点,需要及时进入经济转型期,确立提高效益和质量为转型基本目标,确立以创新驱动和开放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明确政府和企业的主体地位、职能分工和责任担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责,宏观行动重点集中在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动力转变;中观行动重点集中在产业结构转变(升级)和政府职能转变;微观行动重点集中在产品转变(升级)、技术转变(升级)、管理转变(升级)、商业模式创新。政策从高层制定,行动从基层抓起,企业发展方式转变成败将决定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败。地方政府抓好"四大抓手",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企业抓好"四个转变",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     

论市场经济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对行政权的行使对市场进行干预。 2 0世纪中后期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而进行建立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模式的有限政府的行政改革 ,逐步实现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统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原有的绝对、高度统一的政府机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体制的要求。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应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 ,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政府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现实诉求与改革取向

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化解经济全球化风险,抑或防范经济下行负面影响,根本出路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市场发育不够充分,政府职能深度转变难以一蹴而就,加上传统发展路径潜藏风险的消除需假以时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还面临诸多制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应以全面规范"有形之手"为突破口,为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提供逻辑的可能;以有序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为支撑点,为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提供加速的动力;以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为发力点,为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提供应有的秩序。     

当代中国:转型性社会发展与创新性社会管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政府与市场双重驱动、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复杂交汇、发展不平衡贯穿经济社会转型全过程,是转型性发展的突出特点。面对转型中的矛盾与问题,必须注重社会管理创新,以创新性的社会管理促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与转化。当前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应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实现社会管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二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弊端,创新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大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三是从实际出发,创新与完善法治手段和德治手段相辅相成的社会管理方法。     

试论工匠精神在现代中国的构建

中国工匠在中国科技创新、品牌创立、文化传承等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工匠身上凝结的工匠精神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之源。面对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和人民群众消费需求提升的形势,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克服当下社会中急功近利的价值追求和工具理性,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都在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价值取向的嬗变

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积极推进行政改革,使行政改革伴随于改革开放的始终。每次行政改革都有特定的背景和明确具体的目标：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同步,行政改革也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并向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方向发展。期间,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也在演化与调整．可以概括为从效率为主导向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从政府集权向社会分权的转变、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从适应政策调整到积极推进体制创新的转变,是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价值理性回归。     

不对称权力结构、非均衡契约与劳资冲突

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改革的实质内涵是从计划交易秩序向市场交易秩序的结构转型,而交易秩序的结构转型必然引致结构内部关系的转变。由于市场交易秩序条件下的企业是一个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因而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之间必然是一种非均衡的契约关系,这种非均衡契约关系超出合理限度是当今劳资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企业内部建立激励兼容机制和加强政府的外部监督。     

政府引导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数值仿真视角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驱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学研协同创新时常面临着“市场失灵”的困境.“无形之手”的“失灵”需要“有形之手”的及时补缺补位.为此,本文从政府引导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作用机制出发,运用演化博弈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了市场机制下产学研协同创新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政府引导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优化,并对两种机制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选择策略进行了仿真模拟.结果 表明:政府引导下产学研双方达成合作的部分条件更容易得到满足,其引导作用能通过改变协同创新收益、赔偿系数以及协同创新成本对博弈策略的影响效果,显著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现.     

权力转移与社会权力格局之变迁——兼论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的必然性

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为分析框架,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分析工具,对中国改革问题进行独辟蹊径的剖析后发现,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本质上是中国社会权力的变迁,变迁的具体形式是政治领域权力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转移,是行政全能主义国家向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权力格局的转变。借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理性政府"来看,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政治领域权力向经济领域转移有着内外两种合力的作用,因而相对来说其难度要小些;而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权力向社会领域转移则缺乏明确的动力源泉,因而转移的难度要大得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都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而社会领域的改革则可能要艰难许多。     

论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在体制转轨上不搞"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而是促进诱致性制度变革和渐进式改革;在政治制度上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上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发展战略上选择高投入、低消费与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与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现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与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需要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与优化:探索以内需为主导与外需相协调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以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转型;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体制基础;确立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市场主管效率、政府主管公平的体制模式,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塑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中国的软实力。     

"两型"社会建设中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定位分析——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为例

十七大之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要实现"两型"社会的目标,必须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建设"两型"社会,关键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创新.推进综合改革试验,需要正确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色和功能,协调政府、市场、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循环机制.     

创新驱动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

依靠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向高质量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赶超",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中低端消费"转向"中高端消费",从"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从"出口导向"转向"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从现实来看,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仍面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中高端消费供需结构矛盾凸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及资源空间错配等诸多困境。因此,在机制和路径上,须促使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深度融合,激发全社会企业家精神,增强生产有效供给能力,培植融入和主导全球的产业链,持续提升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促使跨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深耕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高品质消费需求。这是培植国家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思维。     

公司运作模式与地方开发中的制度实践创新——来自华北D市的经验

要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快速转型的"奇迹",需要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经验中去把握。正是因为一个个地方社会通过开发区建设的快速推进,才构成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从华北D市的开发经验来看,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制度背景下,由于举债融资受到严控,为拓宽地方开发的财源加快地方发展,地方政府通过建投公司等国资公司参与到市场中进行项目投资和建设,并从项目利润中为地方财政增收。地方开发中的公司运作模式的出现,实质上是在国家制度变迁的引导下,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共同推动的制度实践创新。这一制度创新为地方社会缓解对土地开发和地方债务的依赖、拓展融资渠道、转变发展方式等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案例事实为拓展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中国经验",揭示制度创新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也包括微观实践层面的,推动创新的主体和动力也来自多个方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南海实践与思考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改革,是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佛山市南海区坚持把深化"放管服"改革作为"先手棋"和"当头炮",以"信息化+标准化"两大创新为引领,创新简政之道,激发市场活力;创新监管模式,确保市场活而不乱;创新服务方式,便民利企更高效,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品牌南海建设。尽管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期盼还有很大差距,要进一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并取得实效,就要形成合力,确保各项改革举措有力有序推进:创新制度供给,放权更精准;创新监管模式,监管更有效;创新政务服务,服务更优质。     

完善非正规就业"上海模式"的思考

1996年上海市从国际劳工组织引入"非正规就业"概念,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带动,建设"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形成了非正规就业的"上海模式",其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和政府运作.这一模式在具体运行中发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改革和完善"上海模式"的建议包括:扩大对各类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覆盖面;加强对各种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规范性;推动非正规就业的创业孵化作用、向中小型企业转制;加强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对非正规就业发展的调节与管理作用.     

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选择

文化产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产品结构上要增强产品特色,提高内容价值,培育文化品牌;产业结构上要实现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跨界混流;区域结构上要加强跨区域的供求匹配。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以要素新供给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资源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文化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个有限但有效的政府,既要减少政府管制,又要体现文化例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