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左江岩画的艺术特点及影响

左江岩画是我国宝贵的美术遗产,目前对左江岩画的研究多集中于创作年代及图像含义解读上,对其艺术特点的分析却较为缺乏.文章深入剖析左江岩画的艺术特点,并就它对广西油画创作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有助于更好地领略它的艺术魅力,并为当下的艺术创作提供借鉴.     

岩画艺术形态的内涵探索

在岩画艺术形态的点、线、面、色彩、肌理的背后所体现的形式下,岩画在"以线带面,线面结合"的过程中对自然物象、精神宗教崇拜等形象进行具象图形和抽象图形的建构,在无意、有意、再造到创造想象的过程中表现着物象的"力"的部位的夸张强调,将对象从对称、渐变、节奏的形式转换中达到一种艺术的"美"的形式,同时在形式的背后也表现着古代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等精神内涵的普遍规定性或要素。谱写了原始人类生命赞歌的无尽吟唱。     

中国岩画造型的面的表现艺术

面是点的密集,又可视为线的运动痕迹,或线所图成的图形,故面在绘画造型上具有决定意义.在现代平面构图艺术中,强调空间、运动、光、质感等形态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了传统绘画的艺术表现的.可是,这些要素却在原始的岩画艺术中可以看到,这正是岩画面的构成的特殊性体现.岩画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其造型乃以博大而生动的大地背景显现开放性;岩画是在大自然中创作,画面必然要受到自然光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到岩画以各种岩面为材料,不但有色彩的不同,而且还会有不同的质感.     

“五言诗成立于建安”说质疑——兼就五言诗辨体与木斋先生商榷

木斋《试论五言诗的成立及其形成的三个时期》《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两文提出了"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观点,实可商榷。五言诗是以二三节奏的五言句为基本句式、隔句押韵的诗体,其体裁样式对风格和格律并无特殊要求,风格可以是"言志",也可以是"穷情写物"。五言诗的成立就是指五言诗样式的确立,即以二三节奏五言为基本句式、隔句押韵的诗体体制的建立,这种确立不依赖于"穷情写物"风格,与大量作品涌现也是两个概念。穷情写物可能是魏晋五言诗的追求,汉魏五言诗的区别是风格区别,不足以构成不同诗体,很难从中得出"汉魏五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的结论;大量作品涌现则是诗体兴盛的标志,建安是五言诗兴盛的时代,很难推定"五言诗确立于建安"。     

中国岩画造型的线条艺术

立足于岩画的巫术思维 ,强调具有创造性的一画所具有的生命内涵 ,并由此构成中国岩画重线条、重写意的艺术传统 ,是中国岩画造型线条运用的规律和特点。中国岩画中弧形线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曲线、波纹线和螺旋线。静与动、简与繁、拙与巧的线的组合 ,使中国岩画产生了不同的艺术品格。     

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热点问题.素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有必要在哲学的指导下,从物质观、发展观、唯物史观的角度入手,结合经济、政治、文化多种途径,合力解决"三农"问题.     

再论参考文献著录方式问题--兼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任东来先生商榷

笔者日前曾撰《注释编排方式略议》一文，就传统的注释编排（或著录）方式与近年来推广的CAJ－CD规范之优劣，不揣谫陋，谈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在该文中，笔者曾经提到与CAJ－CD规范推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另一套与之相对立的规范，所指其实即为《历史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学术期刊所使用的规范。笔者认为，在CAJ－CD规范推行多年、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接受该规范的时候，《历史研究》等权威史学刊物以挑战的姿态推出与CAJ－CD规范截然不同的另一套“文献引证标注方式”（以下简称为“《历史研究》规范”），其中的对立，在一定程…     

法学中的“是”与“应当”问题

"是"与"应当"是一对重要范畴,法学中表达"是"与"应当"的诸概念容易混淆,而且法学中"是"与"应当"问题具有特殊性,因为法律同时是"是"与"应当";法学中"是"与"应当"的内涵需要专门研究.     

释“巴”——兼与曹定云先生商榷

"巴"字自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字形一直在不断的简化,但始终保持蛇形的特点,只有识出甲骨文(巴)字中的两根竖线为毒牙,才能使巴之本义浮出水面,也使"巴"字的演变有了合理的解释。《说文》释巴为"虫、蝮",更是证实了巴之本义为毒蛇,并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历史文献及现代动物学证实,这种蛇远古时期称"巴",秦汉时期称"蝮虫",民间又称"反鼻虫",唐宋时称"蝮蛇",明代也称褰鼻蛇,现代称五步蛇或尖吻蝮。     

张少康先生新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

张少康先生的新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是当下"龙学"研究的新成果.其对刘勰家世、生平、思想的考证非常严谨,对刘勰的"原道"、"虚静"、"言意"、"风骨"等学说的论述非常透辟.而对"文之枢纽"部分<正纬><辨骚>篇的解读、刘勰的文学观念和<文心雕龙>的体例、刘勰"唯务折衷"的方法论等问题的解释却值得商榷.     

解决新疆“三农”问题必须坚持的基本原贝

要解决新疆的"三农"问题,必须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目的的原则,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的原则,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原则,坚持科技进步的原则。     

从制度变迁看“三农”问题的组织创新

本文试从制度理论的角度,透视"三农"问题形成过程中制度变迁和组织演进,并从组织角度分析"三农"问题组织创新的制度需求和具体措施.     

一九二八年中国大陆统一的意义和作用──兼与季云飞先生商榷

本文不同意1928年国奉南北统一战争和中国大陆的统一“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之说。认为：统一和统一战争，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旧军阀统治，形式上、表面上完成了全中国大陆的统一，顺应了历史趋势，是相对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在当时，统一有利于准备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统一不仅仅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上的胜利，它同时屯是新疆、东北军阀正确选择的结果，更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及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直接成果。     

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几个问题——兼与叶祥松教授商榷

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都强调某一产业劳动的重要性,它们是引导劳动投向和产业发展的理论,这在商品经济的早期阶段,即形成统一的市场以前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但是,形成统一的市场以后再片面强调某一产业劳动的重要性就没有合理性了。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本质关系,具有反封建的意义;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本质关系,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意义。他们的生产劳动理论都具有革命的意义,这在阶级之间尖锐冲突的条件下是极有价值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冲突已经归于消灭,这时候生产劳动理论中的革命意义就失去价值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劳动创造价值这应当用生产目的理论来说明,即凡是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就都是创造价值的。     

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证--兼与马自毅先生商榷

针对<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的马自毅先生<"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和见解,本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与之商榷.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大规律”的关系——兼从探索“三大规律”的层面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们党执政所要把握的"三大规律",对这些规律进行的历史性探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根据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过程和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在探索三大规律的层面上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在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探索中,来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探索三大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     

现代技术与艺术嬗变——兼论“艺术终结”

现代技术对艺术的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艺术的特征,在艺术领域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成为艺术创新和发展的动力。艺术的发展总是和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技术非但没有束缚艺术的发展,而且给了艺术表现以极大的自由。技术不仅使艺术走向大众,帮助艺术实现了人类的想象和幻想,而且已经内化在艺术的有机整体之中,实现了技术向艺术的转化。因此艺术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某种艺术形态或者艺术的观念。     

“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吗——与张旭鹏先生商榷

后现代主义思潮既给人文社会各个学科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也在全球范围内散播、生根、发芽与结果.而《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一文对这一思想资源的理解陷入了流行的窠臼之中:过度夸大其解构维度,严重忽视其建构维度.以此为基础,该文张冠李戴式地批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保守.虽然后现代主义不能包治百病,但它确实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借鉴.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問題,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說,这个問題当然不见得怎么复杂,不过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問題而已。但是在古代,事情就不那么簡单: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識的限制,古人对“天”往往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另方面在阶級社会中,統治者亦往往利用“天”作为維护他們統治的思想工具。因此“天人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就不单純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問題,在这里亦交織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或者可以說是交織着阶級斗爭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每一位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都与当时的阶級斗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