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命出》的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推进

心性学说是儒家理论开展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先秦儒家心性理论的发展过程却并不明晰。《性自命出》作为郭店楚简儒家类文献的重要篇章,蕴含丰富的心性思想,其中关于性命相通、性之善恶、性情一致、心取性出、身心一致等观点,对理解孔孟之间百余年间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性自命出》:中国古代心灵哲学的杰作

《性自命出》是先秦心性论方面的一篇美文,该简文不仅谈性情的来源,而且在价值性心灵哲学部分对如何养性涵情以及如何使心性得到自由等问题给予了回答,其中"心""性""情"等有关指涉心灵的字受到心灵哲学研究者的关注,但很多学者囿于对心灵哲学本身的理解不同,故有各种解读。运用心灵哲学的范式对《性自命出》中的心灵元素进行重构,还原先秦儒家通过礼乐培养心灵自由的奇特模式。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论先秦"中"观念的理论形态演进

先秦时期,产生于实践活动的"中"观念在走出了对具体物象的表意之后,经历了由政治性范畴到伦理性范畴,再到本体性范畴的不同理论形态演进.作为政治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正";作为伦理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德";作为本体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庸"."中"的这一理论形态演进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成为后世奉行"中庸"之道的思想理论源头.     

关于张载心性论的几点思考——基于佛教视角所作的考察

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理学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又鉴于北宋学术多元,三教融摄的社会状况,选取宋明理学奠基者之一、"出入佛老几十年"的张载之心性论思想为代表,将其"心统性情"、"大心"等心性思想与佛教心性论作对比研究,以期对理解、认识张载理学思想与佛教相关思想间的借鉴、融摄关系有所帮助,以及弥补学界对张载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     

性与天道 可得与闻——从《性自命出》看先秦儒学“性与天道”思想的展开

夫子不言的"性与天道"实为孔学"下学上达"的最终指向.<性自命出>是孔子性命天道思想的具体而微的展开.思孟学派继承了楚简天道,}生命相贯通的思想而否定了心性之别,以心释性,发展出性善论;荀子则将天人相分,肯定了心性之别并由此发挥出性恶论.孟、荀的理论分歧体现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对于"性与天道"的不同理解和阐发,而透过<性自命出>,这一分歧得以发生的内在理路清晰可见.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先秦儒家性理观念溯源

"性理之学"是由"性"、"理"两个内在联系的核心范畴构成的,它虽定型于宋代,其观念则起源于先秦儒学中"生"、"天"、"命"、"德"、"理"等思想内涵。先秦儒家性理学观念的早期形态特点对后世性理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国儒学宋以后的复兴实质是复性,复性多方而二程选择了"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与"性善"的矛盾通过"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善恶)"在二程得以沟通,并新解"性善"之"善"为叹美之意.人不能言说"人生而静"的天性本身,但可以通过人的修道或澄治之功对天性施加影响.从天地之大德经絪緼化醇到生之谓性,表现为一种经由"生"之善道而从一般本体到具体人物之性的生成过程,因而天下无性外之物.但天道性命的客观普遍性需要"通之以道"才能实现,这既是指心超越形气的束缚而实现内外、己物一体,也是因为性道一体乃在于人"天德"自足.自足的天德会有污坏,需要敬治以"复旧",回复到"天然完全自足"的"本质"上.     

《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

《性自命出》是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它与《中庸》一起最早提出性命合一的天人合一之学。其以气说性虽非其独有,但以情说性却是其最大特色。其以生说性,则揭示了儒学的根本特征,影响了整个儒学的发展。其性之善恶说,实是性善论的初期形态,且已明确提出"性善"说。性的实质内容是情,而情是情感。论者常以情为"实"义,其"实"义亦是指情,即实情。因此,它从正面高度评价了情的地位与作用。其情感说已成为儒家礼乐文化理论基础。它提出心有志有思,由思而定其志,实现其性,已具有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性自命出》的作者,有三种可能,子思的可能性最大。     

南宋理学家胡宏心性论思想探析

南宋理学家胡宏思想中的心性理论的根本特点是"性体心用".胡宏在儒学哲学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激相融的思想史背景在胡宏思想中所留下的烙印.值得深入研究.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论朱熹易哲学中的“生生”与仁

"生生"是易学的基本宇宙情怀,也是儒学生命哲学的理论基调,它在理学宇宙形上学和心性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复卦是理解大易生生之德的切入点和关键。朱熹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深化了复卦所蕴示的阴阳消息之道,将天地生物之心普遍化,并揭示了阳善阴恶观念下的心性修养之道,将天地之生理落实于心性功夫之中。尤有进者,朱熹又将仁与天地生物之心相结合,构建起生—仁—理三者的一体互融,仁既是天地生生之理,又是人之本心,实现了天人之间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胡宏心性论探微

尽心以成性是胡宏心性论的基本命题,体现了胡宏的思想特色。本文试图先考察尽心以成性的思想源流。再对尽心以成性作一初步诠释:尽心以成性就是尽天地之心即良心,著成或著实身、家、国、天下之大本,从而成其身、成其家、成其国、成其天下,即成己成物。然后重点阐述尽心以成性的具体内容:察识涵养,穷理致知,主敬至诚,尽心成仁,理性立命,从而凸显胡宏心性论的特色。     

先秦心君互拟的思维模式及其认知语言学解析

先秦的管子、庄子、孟子、荀子等在心的认知、道德、意志等功能及心欲、心身关系问题上观点互有同异.然而,基于心支配身、君支配国之间的象似性,心君互拟成为他们共同的思维模式.以心拟君合于认知语言学指出的从具象到抽象的通常路径.以君拟心的路径则有赖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之"道"的特殊语境.心君互拟的双向隐喻在中国古代认识论、宇宙论及政治合法性论证中都有重要意义.     

唐鹤征易学特色述要

唐鹤征虽为王学传人,但又不满于阳明后学中空疏狂放之学风,其思想成为王学后人中的另类,且力图纠正王学末流之弊病。由此,唐鹤征于易学注重践履,着重以易象证易理,强调易学要走以象明理的笃实之路;提揭"乾元生三子"之说;且以"心之灵即性"为归结,认为心与行不二。尤其是唐氏着重以象释易,对卦象、爻象、互体之象等体例的娴熟运用,此举既对易象的发挥圆融无碍,又于易理阐释深得其意趣。这些都是对易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和推进。     

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佛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命困顿与心灵焦虑使得佛教蔚然盛行。汉唐时期,中国思想经历了从重视宇宙论,到重视本体论,再到重视心性论这一转变,心性论的凸显促使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内转。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内向型的关于心性的宗教,唐代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佛教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内心如何觉悟的宗教。在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影响下,唐宋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型,宋明新儒学也从主张"性即理"到主张"心即理",变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心性化儒学。内在化、心性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个体化独立意识与人格的尊严意识,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在禅宗与泰州学派那里都有着鲜明体现。但是内在化心性思潮过于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天道自然、机械技术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明代中期以后,儒、佛、道在心性思想方面的汇通达到一种平衡,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中国思想全面僵化。明末西洋历算击败中国传统历算,天学的失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危机。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与自然科学都有明显的外向性,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外转。在内外之间,寻求一种中道,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普遍性与具体心：论董仲舒的人学观

心、性概念皆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董仲舒的人性论分为广义人性论和狭义人性论：狭义人性论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是性,它是对人的普遍本质的理解;广义人性论认为情也是性。这样,从广义人性论来看,人性是善恶混杂的、未成的气质之物,它是生存之本。同时,从具体存在的角度来看,生存之本是心。心不仅有善心、仁心,而且也有否心、坏心,心也是善恶混杂的气质之物。心性二者同作为生存之本,所指相近,性是普遍性存在,心是具体存在。但是在早期儒家那里,二者皆含气质,各自性质并不纯粹,相互之间区别并不鲜明。性本论突出了生存的普遍性特征,心本论突出生存的具体性特征。具体性存在表现为人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便是教化。教化即感应,教化不仅表现为具体人心的活动,也离不开普遍本性为条件。由人心所引发的教化与天然的普遍人性相结合才能成人。人性论表现了董仲舒对人的普遍存在的认知,而人心论更偏重于具体存在。     

荀子的心、性与圣人可求论新探

荀子以其对于心、性等概念的独特理解为基础,提出了人性本恶的理论,在先秦哲学关于人性的讨论中独树一帜.尽管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他认为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即"化性起伪",则可以实现"涂人皆可以为禹"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