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责任"法理基础析论

"保护的责任",即国家承担保护本国人民的首要责任,但如果国家出现"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等相关情由且有关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其害时,国际社会有权通过安理会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干预."保护的责任"缘起于冷战结束后集体安全从"保护国家安全"转向"保护国家和人民安全并重"所面临的尴尬与挑战.自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经2003年名人小组的部分肯定以及2005年秘书长的报告和世界首脑会议的进一步规范,"保护的责任"已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规范.通过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相呼应,"保护的责任"具备了较为坚实的法理基础和责任内涵,具有方向性的指标意义.     

论人权司法保障的法理基础

当今社会,人权理念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更是将人权保障的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但是对于“人权”的理解却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我国的司法改革沿着人权保障的路径前行,人权保障的多元价值内嵌于司法救济当中,司法可以且必须要承担起保障人权价值实现的重要使命。     

论责任政府的法理基础

责任政府已成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原则。现代责任政府理念的产生,与西方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观念、法治理念和民主政治观念等主张密不可分。人民主权理论是责任政府的主体理论基础,主权在民理论是责任政府的范畴属性基础,法治理念是责任政府的法治基础。     

论自治权的法理基础

本文从五个方面探索自治权的法理基础 ,认为自治权是专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公权力 ,公平与正义、平等与自由、发展权原则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确立的学理根据。论文分析了自治权与主权、自主权、自决权的关系 ,认为当主权国家没有建立 (或出现 )时 ,民族自治权含有主权和自决权的内涵。主权国家建立后 ,少数民族成为主权国家的成员 ,于是自治权就成为国内少数民族享有的 ,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自主权。因此 ,自治权与自主权是相联系的 ,自治权是自主权的体现形式。而自决权的本意是“人民自决权” ,是殖民地人民和遭受外国军事占领的国家的人民的一项权力 ,并不是指主权国家内少数民族的权力 ,汉语中的“民族自决权”其实是一种误译 ,同时 ,确立自治权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论教育公平的法理基础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它的实现对公民个人生存与发展尤其对社会进步、社会现代化的推动具有重大意义.从教育公平的概念、教育不公的现象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剖析,分析教育公平的法理基础,旨在说明教育公平所体现的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与法治的基本制度.以促进教育公平.     

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理基础及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依法治国理论及治理与善治等是我国城市管理执法的法理基础理论。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存在着执法主体与职责不明、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制度不完善、城市和管理执法工作的理念滞后等问题。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治建设路径是明确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加强执法人员素质的培养,建立弱势群体救济体制,完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内、外部监督管理制度,转变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理念。     

论商法的法理基础

对商法法理基础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商法的逻辑前提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样的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对商法本身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才能对民商法的关系作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界定.商法上的人应该是一个"经济人",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公平与效率、安全与方便并重的商法.     

论法理政治及其价值基础

法理政治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的血缘伦理的现代政治结构。它从理念到制度、从程序到方法、从监督到评价、从主体到客体、从参与到退出等多方面 ,都体现出其价值基础——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不只是某一种文化的政治表述 ,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法理政治是人类不可跨越的市场经济形态的内在要求 ,其价值基础亦根植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之中     

公众参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安排

由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在整体权益上具有公权性质,因而,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肩负着最主要的责任,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要保护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仅依靠政府之力并不足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政府以外的其他群体、组织乃至个人的理解、合作、支持、配合、参与、协助、援助、督促等都是必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地将公众参与确立为其基本原则之一.本文从公众参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法理基础入手,探讨了该原则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环节、行政执法环节、监督和救济环节中的制度安排.     

论可持续发展的法理基础及法律价值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环保压力,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国也不例外,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解决好其与法律的关系。首先初步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法理基础,然后从公平价值、秩序价值、自由价值、和谐性价值、可持续价值、为法治奠定新的物质与道德基础几个方面分析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价值。     

“两国论”不存在任何法理基础

本文根据台湾地区现行的条约、“宪法”和“法律”关于中国领土及一个中国之规定,分析”两国论”不仅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原则,而且也违反台湾地区现行的条约、“宪法”、“法律”,与台湾地区现行的法规性规定相抵触,没有任何法理基础。     

使用武力履行“保护责任”的规范约束问题

根据保护的责任原则,为保护国内人民免遭严重的人权侵害,在紧迫情势下,国际社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武力干预。但是,目前所构想的有关武力干预的约束条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为此,在武力干预方面,国际社会必须充分考虑和接受的是,现代国际秩序与框架结构的宏观约束。武力干预的具体约束条件需要得到进一步澄清和完善。第一,应将武力干预的目的严格限定在人权保护方面,不允许存在其他的动机、目的。第二,只有在尝试所有其他措施均不成功后,才能考虑武力干预,国际社会不应强调及早、灵活地运用武力措施。第三,联合国安理会应当成为武力干预的唯一的决策权威。     

论善意第三人保护的法理学基础

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且善意第三人利益和原权利人利益难谓孰轻孰重，故善意第三人保护的法理学基础尚存争议，本文将对该问题予以阐述。     

论遏制暴力取证行为的法理基础

遏制暴力取证行为是保证证据有效性的重要措施,而遏制暴力取证行为的理论基础又是遏制暴力取证行为的基础和前提。要遏制暴力取证行为,就必须先确立遏制暴力取证行为的理论基础。本文在分析遏制暴力取证行为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对国外遏制暴力取证行为的三个法理基础进行评析,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状况,我国遏制暴力取证行为的法理基础应是人权保护与抑制违法行为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法理基础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国际引渡制度中既是地位以及被接受程度最高的一项法律原则,同时亦是不确定性因素最多和争议最大的法律原则。因此,以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法理基础为视角,不仅可深化对该项原则具体涵义的理解,亦可站在历史的高度,增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之所以作为国际引渡制度基础原则而存在的说服力,此外,亦有助于开拓和丰富引渡法律研究的具体思路与方法。     

强迫失踪问题与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责任

强迫失踪或非志愿失踪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根据既有的人权国际保护的规范与机制,以及保护的责任的国际新观念和原则,国际社会应当承担和履行保护国内人民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责任。为开展和推进强迫失踪问题上的人权国际保护,国际社会逐步确立和发展了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这些机制界定了国际社会承担履行人权保护责任的基本内容、职能权限、程序和方法等。但是,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在职能权限、介入程度以及适用范围等依然存在着局限性,其实际运作也尚未得到主权国家的充分认同与合作。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将保护的责任所蕴含的总体性的原则观念和框架义务作为新的原则指导和动力,不断地完善与强化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并且充分地发展和运用其他各种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和力量。     

论船舶优先权的法理基础

船舶优先权是各国海商法均予承认的一项法律制度 ,对衡平海事债权人间之利益关系 ,具有难以替代之作用。但由于人们对船舶优先权的法理基础存在认识分歧 ,导致各国关于船舶优先权内容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 ,对船舶优先权作用的有效发挥殊有阻碍。因此 ,对船舶优先权法理基础的研究已经成为我们认识船舶优先权制度的前提性问题。本文在比较两大法系立法与学说对船舶优先权法理基础的阐释的基础上 ,从船舶优先权的基本理念、立法理由和制度价值等三方面出发 ,探寻船舶优先权的法理基础。并得出船舶优先权是立法者以实质平等为理念 ,基于公益、共益和衡平之理由而规定之法律制度 ,其立法目的在于保证航行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主持公平、表达正义的结论     

人大常委会制度实践面向的法理基础

把握法理基础有助于人大常委会制度功能的实现。人大常委会制度蕴含着性质、地位、会议三个方面的法理。由于没有充分遵循其相关法理基础,人大常委会制度运行无法实现其更多功能。而促进人大常委会运行遵循法理基础可以从事实、规范两个层面来进行。     

“幸福型社会”法治基础之构建

幸福型社会作为政府施政目标,为广大百姓描绘了美好的社会政治图景。但是如何构建幸福型社会,其法治基础是什么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应当深入探讨幸福型社会法治基础的构建,要从制度基础、观念基础、主体基础和实施保障基础等视角,树立法治观念,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善治政府,规范和监督执法。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理基础分析

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从法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而从法理学的角度,将商业信息披露制度这个金融专业性强的论题有机地纳入法理学的分析框架,将该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现实意义融入法理学的分析和探讨更是鲜见。本文从社会正义理论、附随义务、知情权、法律价值这几个角度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理基础进行了分析,寻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本质和价值取向;并从法理上为构建我国完善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