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边界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造就了新世纪的文学转型,引发了文学创作、传播、欣赏和批评方式的改变,文艺学边界位移与内涵嬗变在数字媒介时代成为新的理论聚焦点.为了应对新世纪中国文学转型和文艺学的边界位移,文学批评必须确立新的批评边界,从而构建有效的批评标准.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与表现特征。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建构在中国战时政治地理之上,是以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为基石,同时涵纳其他地理因子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呈现方式。战时中国文学地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逐渐发展成型,各文学区域的主体艺术表征由各种文学成分相互作用综合而成。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对于正视该时期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和地理区位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灵魂苏醒的歌唱——论五四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

在1919年开始的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富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妇女文学第一次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女性脱颖而出,合着时代大潮,发出前所未有的女性之声。她们以自己的创作为五四新文学奉献了风采别具的篇章。一中国女性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崛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几千年间,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得极其完备,封建伦理规范严格控制社会生活的     

后现代主义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从理论观念和时代生活两个层面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生变化,其中包含着利弊交织的两种力量:它消解"整体"、"中心"观念,使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异质性和唯一性等得到强调;它用"后现代"方式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学推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导致写作的浅浮化、碎片化。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所持有的文化态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学现代化起点的独特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小说转型”学术研讨会评述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80年间的中国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位置极其特殊--在这一时期,由于东西文化碰撞交流,中国文学经历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     

兴:古典中国的意义开启方式

兴,是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一个十分独特的"范畴"。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兴的解释和阐发多局限于文学或美学领域。本文则认为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两个传统,一是经学传统,二是文学传统。通过这两个传统中的兴的追溯与还原,可以得出兴更为原初、最为直接和丰富的内涵,即兴是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极具可感性但又幽微模糊的一种意义呈现方式。在礼乐时代,兴是人们微言相感的意义生成域。在"礼坏乐崩"之后的时代,兴隐藏自身,但它依然是一把开启我们活泼生动、意义丰饶的生存境域的隐秘钥匙。兴是重审古典学术的一个契机,只有进入兴所开启的意义世界中,才能抛弃现代人眼光,真正做到"以古人的视角理解古人",建立中国古典学术的稳固基石。     

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生态与“类型文学”的兴起

随着数字传媒时代的到来,文学批评生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数字传媒作为人的延伸,它正从不同方面建构着我们的文化,使文学的写作、阅读、批评及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其次,数字传媒改变了以往的经济结构,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也因而得以构建和扩展,商业运作成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发展模式。批评生态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存在方式的改变,“类型文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改变的必然结果。     

后诺奖时代的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个人事件,它注定要成为2012年中国最重大的文化事件甚至是国家大事,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由前诺奖时代跨越到后诺奖时代。在后诺奖时代,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生态、作家的写作方式、写作姿态都将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文学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怎样能获得持续性的发展,怎样才能走向世界,怎样塑造中国形象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论现代文学的乡土情怀与异域视界

中国现代文学毕竟处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与交流的时代,本土文化的继承与异域文化的移植,必然对作家的文学精神发生深刻影响,从而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态度和互异的艺术取向。应该说,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会对两种文化有所吸收和融合,这是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乡土的"与"异域的"乃是文学精神的两种要素,它们有对立性也有互补性。在文学的辩证发展中,乡土的要与异域的相融合,形成新的乡土特质;而取异域的精华也必得归本于乡土,异域的移植才能有活力。     

论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使文学背负上了沉重的政治理念。革命作家对时代潮流的密切关注及其敏感的社会、政治危机意识,使文学的功利性要求得到充分强调,文学一度被视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与武器。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以后的中国文学运动曾产生了很大影响。     

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经现代社会剧变和文学变革,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赓续革新。从古典时代到现代,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传统:其一是"抒情传统";其二是"史传传统"。从古典时代的四大名著起,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进入现代,小说更是构成了文学的主导形式,"史传传统"也以现实主义之名占据美学规范地位。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变革始终为激进现代性所支配,直至1990年代,传统文化才获得正面肯定,而文学充当了先知先觉的角色。1990年代以后,乡土中国叙事以其内隐的"史传传统"为中国文学创建出一批重要作品,也有一批作家走向成熟,中国文学做出了非同凡响的伟业。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延续至今,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证明了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传统与当代以隐显的两种方式推动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     

手机文学在期待中成长

手机文学是电子信息传媒时代的新文体,也是一个全新的文学观念。数字时代的手机文学正以迅猛之势在读者中广泛传播。可以设想,不久的将来,它甚至会影响到传统文学的生存与发展。     

文学生活: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构成民族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文学经典,当下社会的文学生活成为决定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承的最重要因素,关注文学生活,也是警惕文学研究的非人文倾向的重要课题。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阅读,其深度和广度深刻反映出时代思想的深度、文化传承的广度,也包含着时代的处境、走向等诸多问题。近百年来,当下是读书最好的时期,也是读书最难的时期,正是时代危机的征兆、缩影,也提示着时代的出路。社会的文学生活是多方面的,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增添了很多新因素,包含较为复杂的矛盾。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使得城市的文学阅读数量远超过农村,而他们阅读取向与白领阶层等之间差异的缩小,反映出当下中国的文学阅读已脱离"乡村中国"的传统,开始了其"城市化"进程。关注社会的文学生活,并非要以某种一统性组织文学生活,而要守护阅读的独立性、多样性,在保护和拓展中让文学阅读真正成为个人自由的空间。当下的文学认知度反映出文学生活处于媒介场和商业消费的巨大影响之中,更需要我们以"手工作坊"式的努力去培育良好的阅读风气。     

流言的世界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40年代在沦陷区孤岛上海,张爱玲的作品明显区别于当时上海两大文学派别:抗战文学和闲适文学,张爱玲以独特的语言,描写一个个突兀的故事,在中国习以为常、入世近俗的故事里,却浸透着无边的绝望,张爱玲记录下那个时代本真的生活和感受,这为后人留下了从各种角度阐释的空间,文章从张爱玲文本的情感世界入手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十七年工业文学形态论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１７年,可谓工业文学全面启动和初步繁荣的时期。透过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创作的文本现象,可以看出１７年工业文学形态的四个鲜明特征：一是从“战争———建设”互相转换的视角,来确立观察、体验和表现生活的支点,塑造出工业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形象;二是从工人与农民的天然联系中,来看五六十年代工人形象的特殊构成,表现出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变的侧影;三是受到当时社会价值标准与文学观念制约,创作多停留于生产方案之争的“车间文学”模式;四是受到作家文化素养与艺术功力的局限,创作多推崇一味摹写生活的趋实风格,缺乏强大的主体创造精神和超越时尚的力量。１７年的工业文学形态、特点与弱点互见,开拓意义与时代局限并存,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日后的工业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略论宋前的宗室与宗室文学

宗室作为与皇帝的宗族成员,一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一方面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历代的皇帝对于宗室的态度颇为矛盾,既希望加以利用,又时时加以防备。皇帝对宗室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宗室文学的发展。在宋以前的中国宗室文学史上,西汉和南北朝是两个高潮时期。西汉时候的宗室文学得到大发展,产生了淮南王文学集团、梁王文学集团和河间献王文学集团,前两个文学集团都颇具政治色彩。宗室自身的创作成就一般并不太高,主要是作为文坛领袖的角色出现。南北朝时候的文学集团又与西汉有所不同。刘宋和萧齐时代,宗室之间斗争激烈,猜忌颇深,宗室爱好文艺是他们全身远害的一种手段。这样也使得宗室在学术、文艺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     

文学史中的哲学与文学

文学的历史演变与哲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哲学精神。哲学影响文学有多种方式、途径,文学表现哲学也有多种方式、形态,这是文学史研究中应当关注和把握的。将文学作品的内容抽象为一种主题思想的做法,便推动了文学感性观照的功用。     

数字化时代汉语文学的艺术感觉与思维

数字化时代,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已经由传统的单一现实世界拓展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的新型模式。在这样的生存境况下,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平台与数字化平台相互作用,使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也使汉语文学的发展面临着文化转型的强劲冲击。汉语文学如要达到审美诗性对数字技术理性的超越,就必须尽快掌握数字化时代人们的艺术感觉和思维变化特征,适时地进行文学范式的调整。只有富于时代特色的良好艺术感觉和诗性思维,才可重铸汉语文学的辉煌。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路径选择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核心人物,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周作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不断延伸和拓展"直译"的翻译范式,使"直译"向"意译"靠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灌注时代的文化导向和个体的文学理想,将文学翻译演变为文化他性和文学自性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场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和收容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