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当前行贿现象及其综合治理

一、新形势下行贿犯罪的特点及其规律 第一,当前行贿现象出现了两个新变化,其一是行贿的时间和物品发生了变化.过去行贿多是节日送物,现在多是送钱,也不单是节日送,每逢"喜庆"就贿赂,一方面是在每年重大节日里给有关领导和实权人物送上"红包",另一方面是利用工业、庆典等机会行贿.     

公款公产与清末兴学

清末十年间,官方与民间共同兴办新式学堂。各类各级学堂创办伊始,几乎在在需款,经费的压力远甚传统教育。因此,各类公款公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不同性质学堂的经费来源。科举制废除后,书院、宾兴、学堂等款全面转型为新式教育经费。即使原本不属于教育性质的地方性收入,如积谷、善举、杂捐,甚至是宗族性质的祠堂、义庄、义田等,其经费也被不同程度用于学堂。于是,“公款公产”这一集合概念应运而生,且朝野上下均有将公款公产用于兴学的一定共识。然而,各地的公款公产并非全然用于兴学,故官方须常清理（清查）公款公产。但这不能简单作国家权力渗入民间的单维度之理解。其实在清理公款公产以及公款办学的过程中,各地许多士绅往往较为主动,同时一部分人则以维持旧款的理由力图排拒,或多或少涉及地方新旧势力的转化。在清末兴学事业推进过程中,各项地方公款公产作为新式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互为表里,并由官方与民间“公论”共同建构。另一方面,官方与地方力量对公款公产的处置方式及其后果则交糅混杂,这使得公款公产长期游离于国家财政体系之外。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探讨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对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防控贿赂犯罪,加强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治理腐败,规范市场秩序有重要意义.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制度,尚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无论在制度建设还是技术上都存在不少局限,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予以解决.     

试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

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是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严厉打击行贿、受贿犯罪,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运用技术预防的手段打击和控制行贿犯罪的创新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作为一项新的工作制度,当前仍存在诸多缺陷,还需要不断的实践与探索。     

律师行贿现象解读

据检察日报披露,自2002年以来,广东省某市检察机关查办了23名涉嫌向法官行贿的律师,涉及18家律师事务所。这些律师行贿的特点是目的明确、持续时间长、手段多样。他们直接向法官行贿,意图影响法官公正司法,或为追求胜诉牟利而诱使当事人向法官行贿。2002年江苏省吴江市法院院长费明受贿一案也带出了7名行贿律师,其中不乏当地的“明星律师”。律师是受当事人委托或由法院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处理其他事务的社会法律工作者。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律师被认为是法律的使者和正义的捍卫者。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甚至被视…     

潜规则化的道德教育

正统的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教育由于陈词过于高调,已经很难取得实效.然而,完全摒弃这种教育,又可能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鉴于此,一种隐性的道德教育正在教育界蔓延.它不同于正统的道德教育,但打着正统道德教育的"招牌"践行着一种"潜规则化的道德教育".潜规则化道德教育中存在着这样的潜规则:言不由衷并按照纯粹的道德形式行动的人都能够获得益处.这种道德教育虽然有助于一时"维稳",但既不正当也不有效,更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

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是受贿罪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界定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范围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因此，倍受广大刑法理论者及司法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本文对此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析，并提。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既包括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同时还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民营企业行贿犯罪的特征与成因分析

行贿犯罪是现代社会久治不愈的顽疾,也是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主要形态,并呈现出刑罚处罚相对较轻、案发环节分布广泛与犯罪潜伏期较长等典型特征。立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元视角解释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典型特征,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多发频发的诱因,而且更是寻求科学治理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传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主要聚焦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腐败治理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深入研究民营企业行贿犯罪的特征与成因,无论是基于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还是出于推动全面反腐的深入开展都势在必行。     

行贿犯罪不可宽容

行贿与受贿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国极为严重的受贿现象是与十分猖獗的行贿行为互为因果的。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十分宽容，这是我国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要充分认识行贿犯罪的危害性、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惩行贿犯罪，净化政治空气，为国家工作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杜绝行贿、才能遏制受贿，从而在源头上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论斡旋受贿犯罪

本文认为,刑法第388条规定可以称间接受贿或者斡旋受贿,不过后者更能体现该种行为的特性。虽然第388条的规定只是受贿罪的形式之一,但有必要将该条规定独立作为斡旋受贿罪。本条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当根据特殊关系说进行理解;而刑法规定“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值得研究;本条犯罪的主体应限定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关于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界定

我国1997年刑法第389条第1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所以,认定行贿罪要求主体主观上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方可成立。关于对“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尽管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的外延不易过宽,只要国家明令禁止获取的利益才是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不正当利益”等同与“非法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     

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于行政领域时,不免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何种程序方属正当?以正当法律程序内涵的灵活性为基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最终在1970年代确立了利益衡量标准的主导地位.为减少利益衡量标准的负面性,法院仅在重大影响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才适用该标准补充或修正行政程序,使之达到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关于“潜规则”的社会学解读——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了潜规则的形成机制,潜规则是权力、利益和传统相互博弈的产物。解读潜规则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潜规则的负面影响。     

关于"潜规则"的社会学解读—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了潜规则的形成机制,潜规则是权力、利益和传统相互博弈的产物.解读潜规则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潜规则的负面影响.     

当事人诉讼诚信欠缺现象及补救机制研究

随着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民事案件数量急剧增长,大量的恶意诉讼行为也涌现出来,由于各诉讼主体所处的法律地位各异,他们的不诚信行为对整个诉讼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其中当事人因其与诉讼的进行有最为直接的关系,所以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最值得关注,对此既要从道德层面上去认识,又要从法律层面上去认识,既要加强道德教育,也要注意法律规制.在立法规制方面,急待解决的是将诉讼诚信作为一项原则写入民事诉讼法中.     

论间接受贿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

间接受贿犯罪的依据是现行《刑法》第 3 88条的规定 ,其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包括四点内容 ,其中一点规定“行为人必须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一般理论 ,可称之为“控制论”。这种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存在与实践脱节、需要完善之处 ,可以考虑将“职权”与“地位”分开进行解释 ;另一点规定将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取之利益限定为“不正当利益” ,立法上事出有因 ,但却有违反法理之嫌     

正当期望与程序选择——当事人运行程序的两个基础性要素解读

当事人运行程序的目的在于实现自身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对于诉讼程序结果的期望值以及对诉讼程序品性的判断,直接决定了他所采取的诉讼行为方式,而诉讼行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基础之上。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的正当期望以及当事人据此所作出的程序选择行为,共同构成了当事人运行程序的的两个基础性要素。     

正当立法程序相关问题探讨

立法是一国法治的基础 ,通过正当的立法程序制定公正的法律值得认真探讨。本文以正当法律程序的一般原理 ,结合立法的特点 ,探讨了我国正当立法程序的功能和标准问题。     

论我国转型期政府组织的非正当利益

转型时期我国各级政府组织存在自身利益甚至非正当利益是一种客观现实,这种非正当利益具有行业性、强制性、组织性及支配的随意性等特点。这种不正当利益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稳定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找出治理的对策。     

政府非正当利益与政府公共性的回归

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最重要的代表主体,公共利益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所在.政府利益是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混合体,政府既可能体现公共利益,也可能背离公共利益,即产生非正当利益.只有当政府公正地保护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并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才是对其公共性质的回复.有效遏制政府的非正当利益行为需要谋求政府的善治之道,而政府善治的本质在于回归政府的公共性,这既是对传统政府合法性的补救,也是谋求政府善治之道的前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