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法治

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是由法律和政治环境规定的。《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使其能够对国家产生约束力,并且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但这一法律权威只有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还需要其他国家认可安理会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合法性。因此,仅从法律或者政治角度来认识安理会都不足以了解安理会的实际权力,我们必须结合法律和政治两种角度来进行分析。从这两个角度看,安理会可以被用来更普遍地解释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服从的内容是国家实践的职责,而不是一个首要和客观的范畴。最后,国际法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内法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应用。     

中国对安理会扩大的立场分析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安理会改革中,既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安理会改革中的焦点问题---安理会扩大,中国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对于积极“争常”的四国：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中国主要是根据双边关系的不同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中国不支持日本“入常”;对巴西、德国“入常”持消极态度;对印度“入常”持灵活立场。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对于四国“入常”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可能会随着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改变。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国际法渊源关系的思考

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的机关,其通过的决议对国际社会产生强制约束力。近年来安理会通过的一些决议更是明显带有了立法的性质,引发了对安理会决议和其他国际法渊源之间关系的思考。首先,安理会决议确实对国际法的性质产生了某种影响。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国际法是一种"横向的"法律,没有更高的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其次,安理会决议数量之多,强制力之高,使得决议不仅具有国际法渊源上的意义,甚至具有某些相对于条约、习惯或判例的优势。再进一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的权力,甚至已在充当"国际立法者"的角色,都是由国际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所决定的,既包括法律约束,也有政策政治的因素。前者来源于《联合国宪章》,后者来源于大国协商一致程序中体现的大国的政治利益和国际社会对安理会决议的解读。因此,安理会的决策方式使得它不可避免的在通过政治方式对《联合国宪章》做出了法律解释,而这些决议在取得了法律拘束力后,又反过来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政治监督和法律监督。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前景之管见

联合国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其核心机构安理会的改革尤为重要。“名人小组”提出的安理会扩容方案集中了各方意见,既遵循了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又体现了贡献原则,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由于安理会的改革关系到国际社会权力再分配的大局,各国的激烈较量势将难免,众望所归的安理会改革因之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改革之路仍是曲折漫长。若各方不能达成一致,改革的前景不仅黯淡,甚至有可能葬送联合国的未来。     

欧盟邻国政策的缘起及其与扩大政策的联系

在2004年东扩的背景下,欧盟针对众多没有入盟前景的邻国提出了一项区域稳定政策,即欧盟邻国政策,简称ENP。ENP的缘起与欧盟的扩大有很强的关联性,它旨在克服由欧盟扩大所引起的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纳入—排斥困境,避免在欧洲产生新的分界线。欧盟将通过制定与实施ENP行动计划来发展与邻国的特惠关系,在自身周边构建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朋友圈子"。ENP的形成对扩大政策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其思路、结构和方法上都借鉴了扩大政策,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由于政策目标的差异,ENP的这种路径依赖也造成了自身的困境和内在紧张。     

从反恐决议看联合国安理会职能的扩张

近年来,联合国安理会接连通过一系列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这些决议与安理会先前通过的决议大有不同,开始带有明显的"准立法"和"准司法"的性质,本文拟透过反恐决议来审视安理会从传统的危机处理职能到如今的"准立法"和"准司法"职能的扩张趋势。     

1951年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立场转变的原因

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联合国代表权转向支持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美英特殊关系外,英国立场的转变还在于联合国的投票形势对新中国不利。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对战事扩大的恐惧开始在联合国蔓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始怀疑新中国能否遵循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和平,新中国的加入会否增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砝码。英国在分析投票形势后认为,此时并非新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时机,故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     

美国政府董事制度的缘起、发展及其启示

政府董事制度自1833年发端于美国第二银行以来在美国一直延续至今。政府董事系政府依据国会特别立法授权委派到政府公司及政府支持企业履行公务职责的董事,其具公私法上双重法律地位,对实现政府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各级政府国资委代表政府向公司制国有企业委派的国有股权董事以及外部董事,同样承担着企业国资经营监督之公务职责,事实上为我国的政府董事。但我国的政府董事仅具公司法上董事的私法身份,这使得其可能在公司私法人地位的保护下逃避公法性义务。对此,我们可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将政府董事定位为公职董事,以发挥其作为政府董事的应有功能,为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朝鲜战争中美国盟国及亚洲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扩大战争政策的抗衡

朝鲜战争前期,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干预和扩大朝鲜战争的决议,其实很多对决议投赞成票的国家并非无条件追随美国。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倾向,美国的部分盟国及以印度为首的亚洲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内外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争,成为推动朝鲜战争局部化的重要力量。     

联合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特征与启示

在《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照耀下,联合国一直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权利。在历史的长镜头下,梳理探究联合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程,目的在于阐明其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启示。通过分析,政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教育的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为逻辑基点和最终追求;强调文化特质的维系,支持符合文化特性的教育;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政策实施面临困境须积极应对。而启示主要有：保障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为立纲之本;为我国民族教育差别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国际依据;少数民族教育应在国家“一体化”语境下实施,同时应帮助少数民族成员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联合国大会“联合一致共策和平”377（Ⅴ）决议之审视——联合国大会权力的首次扩展

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1月3日通过的名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在联合国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产生了以下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理会机制的不足，增强了其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效能；开创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维和部队”机制；根据该决议启动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制度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体系内对霸权主义的遏制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该决议也为今天的联合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论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通过对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关系的法律定位分析,阐述了安理会在情势提交,调查、起诉,侵略罪认定以及财政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司法的不良影响,建议限制安理会的司法参与权,进行财政改革。     

以交换观试看联合国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

交换范围的国际性扩大,必然要求国际性的社会交换秩序,进而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又必然推动解决矛盾的责任主体的"一体化",即推动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体化"的发展。成立于二战之后的联合国,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组织保障,承担着规范国际交换秩序的政治职责,实质就是国际一体化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就是国际一体化的政治实体。联合国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成立"联合国政府"。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金融危机、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国际安全等问题,实质都是交换秩序上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都属于政府性职能的建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努力中,"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实质就是要发挥联合国的政府职能的作用;"加强联合国建设",必然是加强联合国的政府职能的建设。     

论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大创新,它不但促进了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构建和谐世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多极化、多边主义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联合国在构建和谐世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继续积极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结构现实主义是当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构建和谐世界也有重要启示。     

英国与欧洲委员会的建立(1948-1949)

成立于 1 949年的欧洲委员会是在战后初期欧洲统一运动的推动下形成的 ,但它又是英国欧洲政策的产物。英国工党政府初则对欧洲统一运动态度冷淡 ,继则反对建立具有超国家倾向的欧洲议会的建议。在欧洲联合的大势所趋下 ,在美国的压力下 ,英国提出并实施建立欧洲政治磋商组织———欧洲委员会的计划 ,将欧洲联合纳入自己的政策轨道 ,即支持欧洲的政府间合作 ,以巩固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反对让渡主权的一体化联合 ,以维持自己与英联邦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 1 950年以后对待西欧一体化的态度正是基于同一政策。     

联合国制裁措施国内执行的法律框架及实践困境

联合国制裁机制成功的核心,在于各个国家的普遍遵从,但在我国目前的国内法律体系上,执行联合国制裁却存在着相当的空白。而在我国的实践中,也往往通过外交部通知函和行政文件的形式笼统宣示对联合国制裁的执行,事实上并不利于对联合国制裁措施的良好执行。从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升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角度出发,应当在统一框架性授权立法的基础之上,建立我国的联合国制裁措施国内执行体系。     

利益与正义之结合 --浅谈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制度

利益与正义的结合促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产生。但在协调利益与正义的问题上，否决权的具体操作存在着许多缺陷。面对利益与正义的选择，各国往往会将利益放在正义之前。面对否决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利益与正义的结合终将促进否决权制度走上平等开放的道路。     

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北极理事会的改革与变迁研究

2011年北极理事会的努克会议是北极治理的里程碑,会议通过了有约束力的《北极搜救协定》,并且对如何北极委员会做了一些初步的实践。北极理事会的发展变迁与改革,是在北极地区自然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北极地区在北极国家国内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变化过程与压力下实现的。未来北极理事会将朝向"硬法"性、以及加强制度建设等方面发展,但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接纳观察员以应对全球问题对北极地区的挑战是北极理事会改革应有的方向。